先秦政治传播观念探究--基于“乐”的维度

对中国先秦圣者而言,音乐不仅是“最古老的表达方式”,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传播方式之一。在传统政治文化之中,“乐”作为一种“非语文传播”方式具有独特的政治传播意涵:“乐”是神谕的传达,是政治象征意义的表达,是传统政治伦理观念的情感内化。立足先秦时代的历史语境,整合政治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等现代学科理论,深入探究先秦政治传播观念的基本要义,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现实价值。

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意义的表达,语言本身更是人的权力意志的体现。语言问题之于政治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当今政治学界存在的某些重要理论纷争与其说是政治理论问题,毋宁说是语言使用的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些政治实践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行为,不如说是一种言语行为。关注语言问题、探究语言与政治之间的隐秘关联,是学术界不可轻忽的重大研究课题。但时至今日,从语言的维度探究政治问题,在政治视域中考察语言现象,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尚未形成理论研究上的自觉意识。创立政治语言学,从政治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研究复杂的政治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抗战时期苏联远东战略与日本侵华战争

1931—1945年苏联以两面手法布设其远东战略:一方面苏联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苏联为保障自身安全、谋求对日妥协而不惜侵犯中国主权。这种绥靖与抵抗两手策略交替使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使日本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而无法北上进犯苏联。

权力即是情感:儒家政治社会化理念探析——兼论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理路

从一定意义而言,人是一种情感的存在。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是心理活动的组织者,人的情感倾向决定着自身的价值偏好与行为取向。在政治领域中,情感对于人们的影响尤为重大。政治正当性问题是政治领域中的根本问题,权力意志只有内化为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情感方可确立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就此来说,权力即是情感。如何透过政治的社会化培育政治认同的情感倾向,古往今来始终是一个永恒的重大政治问题。从政治社会化的维度阐释儒家礼乐文化,我们会对儒家政治思想有着更为独到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治”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古之"文"与今之"文"语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意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经国不以学为先,无以明治道。"道者,文之根本",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国安邦必以文德应天,以道义立国,以不断趋向文明为经世安邦的价值依归,这即是中国传统"文治"的精神主脉。时至如今,"学术立国"、"道义立国"、"文明立国"仍应是经国安邦的基本宗旨。

论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廷

首都是国家最高政权机构的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对国家的大局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成为历代统治者及其最高权力当局立国施政的首要问题。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都城从罗马迁至拜占廷。这一果决的迁都之举不仅关涉到罗马帝国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未来几个世纪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

“文主武从”:社会心理的定势与政治传统的规制——文治传统与中国军政关系的精神皈依

现在总是处于过去的掌心之中,世代承续的社会传统规制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尤为深重,著名学者殷海光将中国人称之为被"古祖牵着手走的孩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文人主政的文治传统。这一传统历经千余年的薪火相传,逐渐沉淀为华夏民族的心理定势。千百年以来,在国人的内心深处,视文人政权为正统,视军人政权为非法,国家由文人领导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军人当政则会被千夫所指。文人角色的历史定位铸就了"文主武从"的军政领导体制,它规制了中国军政关系的现实走势。"党指挥枪"是现代中国军事领导体制的指导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既与中国的文治传统有着不约而同的精神会通,又契合中国社会的心理定势。

一种对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快速诊断方法

至今,尚无迅速诊断呼吸窘迫综合征(RDS)的好方法。现已知道,RDS时,肺中有水肿和血流等方面的变化。此外,早巳研究清楚肺水肿的水起源于肺循环血液,经过肺间质,最后进入肺泡腔及气道。因此,设想:注入肺循环血液的示踪水(如氚水)必将沿肺水的移动路径进入肺泡,乃至气道。最终可以在呼出气中测得,在正常肺可以测得,在RDS时的呼出气中也应可测得,并且其浓度变化曲线应不同于正常。本实验在双光气吸人引起的实验性RDS动物模型上,试用我们自行设计的从呼出气中收集由腔静脉注入的氚水的方法为快速而无损伤诊断RDS寻找一条新途径。

晚清政府“联俄政策”刍议

俄国特定的地缘形态与大国沙文主义心态,决定了中俄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与战略冲突。然而,浑噩愚钝的晚清统治者囿于战略眼光的短浅与战略思维的错乱,竟然以敌为友,贸然奉行"联俄政策",致使近代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战略死角。近代中国惨遭俄国分割瓦解的历史事实表明,"联俄政策"即是"亡国之策"。

从危机走向中兴——戴克里先改革刍议

戴克里先是3世纪危机之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暂时结束了国内的动乱状态,消除了边界危机,借助宗教的力量加强了政治统治。完成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并使之系统化。戴克里先改革标志着罗马帝国从元首制时期过渡到了君主制时期,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开端。戴克里先改革的许多措施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基础上,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存在的问题。

“联俄政策”与近代中国的困厄——晚清对外政治战略论析

问鼎欧洲、进军亚洲,对中国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是近代俄国对外战略的一贯传统,自《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被近代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至少有350万平方公里之多,约占当今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近代中国几近分崩离析。"安全两难"的战略困境决定了中俄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与内在冲突。然而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为一时权宜之计,竟然以敌为友,一度以"联俄政策"为国策,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重大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