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监管举报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虽然市场监管举报制度在我国广泛兴起,但其在实践中不仅未能实现“强化治理能力”与“落实行政民主”的预期目标,更是引发了“弱化行政能力”与“异化行政民主”的消极后果。受权利话语影响的制度设计思路缺乏可行性与正当性,是导致制度陷入困境的真正根源。为摆脱制度困境,应当以“权利—义务”结合型设计思路为指导,在内容上形成全新的制度重构方案,在程序上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择“理想型”或“现实型”的制度重构方式。

论当前形势下行政复议制度的修改——以先行修改的行政诉讼制度为参照

当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后,现有的行政救济制度势必要进行相应修改,以提高其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这种制度建设的紧迫性,使得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修改,而即将进行修改的行政复议制度亦应如此。该背景下,我们应当选择"相关制度变动型"的修改路径,通过评估行政诉讼制度相关修改,明确其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并据此来确定修改行政复议制度的方向。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论运用从业限制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国家义务,从业限制规制工具被有些地方运用以期能够改善相关环境。理论上,前述规制工具既具备改善相关环境的有效性,又具有因运用不当而在有效性与合法性方面制造问题的危险性。鉴于目前的法律体系中缺失相关规则,前述规制工具的实际运用遭遇到不被允许运用以及不能有效且合法运用的困境。为克服前述困境,应当秉持规则之治的观念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使其既为前述规制工具的能用提供法律依据,又为前述规制工具的有效且合法运用提供具体指导。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构建

《行政诉讼法》关于调解的一般禁止与诉讼实践中法院广泛采用的"协调和解"使得成文法关于调解的制度设计形同虚设。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应当充分肯定司法实践中关于"协调和解"的有益经验,并针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制度化的构建;在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时候,应当明确调解的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

论行政首长修改规划问题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被行政机关广泛运用于城市建设中。然而,在规划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却经常性地发生行政首长随意变更规划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城乡规划法》中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比如规划修改的封闭性、公众参与的缺失等等。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在尊重规划具有裁量性的前提下,可通过赋予公众更多的程序权利、完善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司法审查等方式,以强化对行政首长变更城市规划的监督。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思考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以“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为认识基础,以行政罚款功能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为内容,以发挥行政罚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为主张。作为形成行政罚款万能主义的认识基础,“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与我国实证制度和法学理论不符,存在破坏体系统一、违背现代法治观念等缺点,进而,导致罚款万能主义存在的非正当。如今,行政罚款万能主义已在我国民间舆论、公权力运作、学术研究等领域显现,为避免其继续产生消极影响,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对其保持警惕。

羁束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的表现及规制

长久以来,滥用职权被认为只能发生在裁量行政行为的领域当中,其原因在于:只有裁量行政行为当中存在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在羁束行政行为当中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被予以排除,没有权力滥用的可能。但是由于受法律文本表达所限和行政任务的日趋复杂,对于某些羁束行政行为来说,从事实认定到最终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存在着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行政机关以羁束行政行为已经排除其主观意志为由,从而过度或者胡乱使用职权,将会造成行政职权实质上的滥用。因此,对于羁束行政领域中的滥用职权,同样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如提升行政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等,以避免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探究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管理措施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在我国的建筑企业中,要想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成本进行管理,采取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措施,这样才能够改善企业发展模式,增强企业优势。但是由于建筑工程在建设施工的过程中成本费用所涉及的项目范围较多,导致施工成本很难控制。基于此,文章从事故成本控制原则入手,探讨分析了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措施,以供参考。

行政官员问责机制: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近些年来我国虽然一直重视行政官员问责的制度建设,但在建设该制度的过程中却发生了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行政官员问责机制的异化现象。这些现象其实是问责的工具化定位所致的必然结果。因此,为了打破制约问责制度发展的瓶颈,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问责的法治化重构。将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明确在法治政府中,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逐步明确并完善与问责建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只有这样,行政官员问责制度才能够摆脱其工具性的两难定位,进而重构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助推器。

绝对化广告规制条款的合宪性调控

宪治国家,法律必须具有合宪性。缘起于实践中遭受的合宪性质疑,运用审查经济性法律的"合理性标准"判断,发现绝对化广告规制条款因未将《宪法》第33条第3款中"保障违法者人权"的要求具体化而存在合宪性问题。应当通过合宪性解释与法律续造等方法的配合运用完成对此条款的合宪性调控,即:先借助合宪性解释确定此条款的立法目的,据此认定其存在法律漏洞,再以此条款中的"广告主等违法者"一词为对象,立足"因罚款失去生存财产的违法者——不因罚款失去生存财产的违法者"的类型划分,将其目的性限缩为"不因罚款失去生存财产的违法者",使罚款仅能剥夺违法者的非生存财产,从而在填补法律漏洞的同时解决其合宪性问题。

法官判决说理方式的法治化研究——以“郁祝军案”为分析对象

法官们通过对"郁祝军与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纠纷案"的审理,阐述了交通瞬时执法领域应当适用"警察证言优先"规则及例外,为今后类似的案件审理提供了参考。然而,"郁祝军案"的意义绝不止步于相关规则的确立。就方法论而言,我们既要关注新的规则确立的结果,又要关注新规则确立的过程。通过审视"郁祝军案"发现:法官在阐述适用"警察证言优先"的理由时,主要考虑了行政成本、行政效率等因素,同时倾向于使用利益衡量的论证方法,从而忽视了在法律范围内对该规则和例外进行法律论证的可能性。这样的做法一旦被推广,很容易向其他法官传递"判决要以结果为导向"的错误信息。因此,通过对"郁祝军案"判决过程的重新审视,告诉我们:法官在判决说理时,只要没有法律漏洞存在,其就应当尽可能地在法律内寻找判决依据,从而确保判决的可接受性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强调这一点,对于行政诉讼中的法官公正审判意义重大。

摄影对油画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高,已经不再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需求,为了丰富精神生活,人们开始尝试各种领域,包括摄影,使得摄影在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充斥着人类的各个生活层面,甚至进入了绘画领域。摄影不仅对绘画艺术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成为了画家收集素材的工具,特别是当代写实油画,对摄影的依赖性很大。摄影与绘画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摄影最主要的是记录生活,而绘画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情感,它们从开始的对立关系到共融,再到现在的相辅相成,摄影对绘画的影响有了量到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