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经济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研究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除原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城市群之外,中西部地区也在不断崛起,新兴的城市群不断出现,如关中—天水城市群、西安经济圈等。然而,这些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依靠当地产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文章以西安经济圈为例,分析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中国发展中西部地区提供相应的意见及建议。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拐点问题分析——基于预测化模型长三角城市化进程拐点实证分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总体水平不高,并符合Logis-tic曲线的初期发展规律。但自2004年开始,我国上海市的非农人口比重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非农人口比重以缓慢的速度在上升。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然步入逆城市化阶段?本文将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拐点进行预测分析,研究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的原因。对如何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提出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中国碳市场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目的】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约束,探讨不同碳交易政策工具对减污降碳效果的影响,为实现区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基于2003—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以CO_(2)和SO_(2)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碳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碳市场政策工具的减污降碳作用。【结果】(1)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地降低碳污排放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产生减污降碳效果,并且逐渐趋向于“高水平耦合与优质协调”的协同关系。(2)异质性的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北京、上海、广东的碳污排放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影响大于天津、湖北、重庆、福建,并且对碳排放相对较低地区碳污耦合度、协调度的影响更显著,同时碳交易政策的“降碳”效果相对高于“减污”效果。(3)碳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主要由碳价格、碳市场活跃度、碳市场规模、惩罚工具通过产业结构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实现,各项政策工具也具有优化产业结构水平,降低产业间差异的作用,但现阶段无法显著改善能源结构清洁化水平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结论】因此,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碳污协同治理体系,提高绿色低碳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转型,扩大碳市场规模,完善碳市场政策工具,进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赢局面。

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及其经济驱动因素

基于2003-2013年经济与环境污染数据,运用EKC模型、Moran's I指数、LMDI指数,将污染排放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能源开发效应、技术污染效应,探讨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总量未到达EKC曲线拐点,处于EKC曲线左侧。在时间维度上,规模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恶化,其他效应的变化间接改善了环境状况。在空间维度上,规模效应的高值聚集区是东部地区;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技术污染效应的高值聚集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低值聚集区多为东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开发效应是全国范围的整体偏低。中国污染重心在113°E^115°E,32°N^34.5°N的区域内移动,以北京—吉林—广东—浙江等省份所构成的区域,受不同经济效应影响,在向东、向西之间"抉择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