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

《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原型就是明武宗 :作者依据易学理论及历史事实等 ,设计了西门庆的年龄 ,意在暗射明武宗 ;西门达、西门京良的命名 ,暗喻了“大庆法王” ,即明武宗 ;西门庆之“藏春坞” ,实为明武宗“豹房”的对译 ;《金瓶梅》中“会中十友”的情节并非虚构 ,它来源于宦官张忠自称与明武宗等为“十弟兄”的史实。

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一)

《金瓶梅》不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引申开发而来,而且还大量抄改了话本小说、公案小说等,形成了“小说中有小说”的独特文体现象。作者在引进这些小说时,插入了许多明代正德、嘉靖两朝的真实历史人物,以此表明创作主旨和意图。

西门庆形象新探

截止目前,《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他的真实身份到底如何划定,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说来,对西门庆形象的认识总归有四种意见:一是以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集“地主、恶霸、商人”三位一体形象说;二是以卢兴基为代表的新兴商人形象说;三是以陈诏为代表的官商形象说;四是以孙逊为代表的官商和新兴商人混合形象说。综观这四种意见,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西门庆形象的主要内涵是一个商人,他的全部活动是以经商为基础,官僚的身份不过是屏障辅助而已,这些结论都未免偏颇。如果将作品和明朝史实结合起来看。

试论《金瓶梅词话》的创作缘起

《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舍弃其它众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而单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引中演化,这是被学界普遍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一是借《水浒传》中西门庆之“庆”字切入“大庆法王明武宗”;二是借潘金莲切入郑、张二金莲。文章还分析了作者如何自然而不露痕迹地切入到他所要表现的故事主题上的高超的艺术技巧。

王世贞作《金瓶梅》新证

《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贞莫属。根据有四：①“兰陵笑笑生”中的“兰陵”并非地名，而是运用藏词艺术手法隐含作者姓王，是一个孝子；②弄珠客《序》采用析字格手法，表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嘲弄姓朱的皇帝；③王世贞的父亲王■被杀与嘉靖帝有直接关系，替父报仇是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主要动机和根本目的；④作品中的明代三个真实人物是王世贞的暗示性符号。

《金瓶梅词话》地理背景考

《金瓶梅词话》表面上写的是“山东省清河县”，其实作者采用的是借代的修辞手法，暗指明代的都城北京。从《金瓶梅》中涉及到的街巷、寺庙庵观和其他一些专有名称与三部北京“方志”比较来看，即可得到完全的证实，特别是《词话》的第九十回，作者明白直露地告知写的就是北京。除北京外，作品还涉及到了临清、扬州、淮安等地方，这与西门庆的原型明武宗南巡有直接的关系。

西门庆原型明武宗新考

《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原型就是明武宗,作者采用文字学、修辞学、历史上同名同姓现象并以史实加以界定等多种艺术手段,在作品中多处给以暗示,可证西门庆形象完全脱胎于明武宗。

金瓶梅:一部准文人小说

本文从成书方式角度论述了《金瓶梅》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也不同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种完全由个人独文作的小说。概括说：它属于一部“准文人小说”。

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二)

《金瓶梅》在文体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吸收并抄改了话本小说、公案小说等,形成了"小说中有小说"的独特文体现象,这些被移植的"小说"成为《金瓶梅》有机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要表明作者的创作主旨和意图。

古代小说研究的“自况性”视角

本书跟以往常见的小说专题论著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既不是以题材类型或风格流派作为专题，也不是小说的艺术或文化专题研究，而是以一种相近的创作动因和创作思维即“自况”去概括特定时期某些重要小说的特征，相对而言，这样一种专题研究更注重从创作主体与作品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折射的历史文化与文学传统去研究一种特殊的小说现象，这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触及小说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性。

《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但在写"明"时作者往往选择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或不止一朝独有的人物,例如"张龙"等来安排情节,表面上模棱两可,使人捉摸不定,但在关键处作品是有严格界定的。我们在明白了《金瓶梅》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后,又结合明代最原始真实的史料《明实录》,即可判定《金瓶梅词话》中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指的是正德、嘉靖时期而绝不是万历时期,进而证实《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陈四箴”时代

《金瓶梅词话》中的“陈四箴”时代,一说指嘉靖朝,一说指万历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词源学”、作品内证、《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宋徽宗影射嘉靖帝等史实几方面,可证明“陈四箴”的时代是嘉靖朝而绝不是万历朝。

论《金瓶梅》语言的多层寓意

《金瓶梅》"借宋写明"、"借风情故事写国家政治",这种特殊的多层故事结构,必然决定了它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具有多层寓意。这种叙述语言的多层寓意和"不确指性",往往使读者感到模棱两可、捉摸不定,但作者在关键处又加以严格界定,这种"界定"表明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及作品反映的时代。

论清代“涉倭小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展现的文人心态

清代的"涉倭小说"体式、类型不一,但对"倭患"的反映却采用了大体相同的书写方式,即将"倭患"发生的背景放置于明代,尤以嘉靖朝为多,"抗倭"成为小说主人公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涉倭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重思想内涵和一定的认识意义,同时也展现了清代文人复杂的心态。

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论《金瓶梅词话》中的秋菊形象

《金瓶梅词话》以西门庆家庭为描写中心,除了宅邸的男女主人公外,亦有大量笔墨描写了下层婢女的日常生活。她们处于被侮辱被凌辱的地位,本是值得同情的对象,但不可理解的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非但不同情她们,反而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她们进行种种的谴责,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其中秋菊的形象最为典型,其所受侮辱在众多婢女中最为严酷,而作者对其谴责又最为严厉,这实际上是作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深层意识在作品中的反映。

《金瓶梅词话》中“立东宫”时代探考

从历史事实和《金瓶梅词话》独特的艺术手法等角度入手,结合作品的主旨,可以认定作品中“立东宫”的 时代,当指明嘉靖朝而不是指明万历朝。

由演义假托前代到直面现实: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转型的小说史意义

明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其发展轨迹大体可以表述为由演义历史、假托前代到逐渐贴近现实再到直面现实的时事类纪实小说的转向。而打破传统小说观念,开创明代小说创作直接反映现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型,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它的影响。

《弇山堂别集》的史学意识对《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影响

《弇山堂别集》为王世贞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皇明奇事述》收录明代大臣“同姓名”的多个人物,这是王世贞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独特的地方。相传王世贞亦作有小说《金瓶梅》,而《金瓶梅》所涉及的人物,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小说人物,都安排了一些“同姓名人物”,尤其是精心选择了一些宋时有、明时也有且不止一个的同姓名人物并对他们的身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后插入文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体现出的史学意识、思维方式或对《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安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的“宗臣故事”来源考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为万历时期一部描写东南沿海倭患及抗倭斗争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部分章节以福建提学副使宗臣抗倭爱民为叙述中心,其中的＂宗臣故事＂基本上依据其＂抗倭散文＂加以改编而成。在改编时,或将其散文打碎分拆在不同的章节中,或改变其散文有关内容在小说中的位置,整体上看,小说中的＂宗臣故事＂没有增加扩充更多信息。

《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破解出来的明代历史人物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 ,重点当然是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和艺术的需要 ,作者除使用80多个明代真实历史人物外 ,还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约 2 0 0个左右的真实历史人物稍加变化 ,隐含到作品中去 ,以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的人物是可以破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