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旅游背景下惠州西湖景区发展建议

近年来“智慧旅游”的概念逐渐普及。自2010年起，江苏、南京等地率先开启了智慧旅游景区的试点建设，旨在一能让游客获得更加便捷的旅游感受；二使政府在旅游平台管理中能够更加高效及时；三盘活旅游资源，提升资源效益。2012年以及2013年我国北京市、厦门市、广州市等33个城市先后成为“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真正将智慧旅游的概念向全国推广普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智慧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行业中的一个主流建设方向，如何向“智慧”转型也已成为各大传统旅游景区面临的一次重要机遇和挑战。

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的新格局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

为系统分析当前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发展格局,塑造我国智能制造产品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文章基于2010-2019年80个智能制造产品主要贸易国的多边贸易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现阶段智能制造产品世界贸易发展态势及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智能制造产品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网络密度和互惠性较强,在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程度较高,且聚集系数的结果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当前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存在明显的"去中心化"发展趋向,我国逐渐成为智能制造产品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旨在增强我国智能制造产品贸易竞争力与话语权的实践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且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影响因素看,交通联结、政府作用和空间分异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差距大及要素流动度相对较低是当前制约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应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区域协同关系转变,以“新基建”为支点保障区域要素流动,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既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协调发展水平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在研究期内,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珠三角9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融入大湾区建设将促进两地协调水平提升和大湾区整体协调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利于湾区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湾区经济发展,表明湾区发展已进入到了以资本为动力的新阶段。总体来说区域协调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素。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究

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长为以广州、深港为两大发展极核,以佛山、东莞、中山为区域副中心的多中心城市群,积极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产业布局不断发生变化。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面临产业关联不强、城市间深度融合不够、第三梯队城市定位不清晰和人口及外贸红利逐渐消退等问题。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强区域产业关联,提高经济溢出效应;建立区域发展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明确第三梯队城市发展定位,加强外围地区与核心城市联动;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激发新经济增长点。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及程度,关系到区域未来发展。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结合2000~2018年的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从时间跨度来看,2000~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溢出作用较强。从空间分布来看,湾区经济发展呈现两极集聚,表现为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关联较弱的不均衡空间发展格局。从影响因素上来看,政府行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作用,不利于湾区人均GDP的增长以及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物质资本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均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湾区整体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