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电影中的疾病隐喻

近年香港电影中的两部佳作《一念无明》和《幸运是我》都将关注点投向特殊疾病患者。通过对躁郁症和老年痴呆症的隐喻化使用,两片分别表达了对当下香港社会问题的批判以及对重构香港身份认同的思考。相较于"九七"前后香港电影通过失忆症等疾病意象指涉身份焦虑、传达情绪感伤的普遍特点,以《一念无明》和《幸运是我》为代表的"后九七"香港电影共同体现了疾病隐喻从情绪化感伤向理性思辨的转型趋势。

香港“论文电影”探析——以陈耀成、麦海珊、许鞍华、邱礼涛为例

论文电影(film essay)是一种另类的电影形式。它针对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中的事件或主题提出观点,电影本身是一个知性的思辨过程。在商业性、娱乐性电影占据绝对优势的香港电影工业中,论文电影开拓了香港电影的另类景观和多元可能性。香港的论文电影呈现两种不同面向。一部分自立于主流电影之外,并与其截然不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实验色彩。另一部分则与主流电影不乏互动,将商业元素和论文电影的独特风格进行融合,体现了香港电影特有的灵活性。通过细读四部代表作品:旅美另类电影人陈耀成的《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独立女导演麦海珊的《唱盘上的单行道》、新浪潮主力军许鞍华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以及商业电影快刀手邱礼涛的《等候董建华发落》,全面地呈现香港论文电影的总体光谱。

香港电影的底层空间例析

引言:全球化语境下的香港,观照香港及香港电影,全球化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重要语境。在论及全球化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一种新的空间地理学正在几大全球城市中形成。①城市的空间使用者正在日益被分为两个有着难以逾越的差异性的群体:小部分跨国商人和大部分低收入人群。

全球化语境下的香港“异托邦”空间再现

本文以陈果《香港有个好莱坞》和许鞍华《天水围的日与夜》两部香港电影为例,借助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和文本分析方法,试图论证两部影片如何再现全球化语境下的香港底层生存空间及其与其他城市空间的关系。陈果通过挪用香港电影传统的“夸张美学”制造震惊效果,反思全球化给本土低下阶层带来的恶果。而许鞍华创造性地以“节制美学”生动再现底层传统节制的生活方式,令观众看到底层在全球化冲击下依然具备重构空间意义的韧性活力。两部影片在内容主旨和美学风格上的对比,体现了香港异托邦空间与日常空间、低下阶层与中上阶层、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张力。

近期大众文化中的广东图景——以《隐秘的角落》、“五条人”音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为例

近年,一批以广东为背景的大众文化作品涌现,网络剧《隐秘的角落》、“五条人”音乐、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三个文本中的空间形塑,及其与现实空间构成的对话张力是值得探讨的议题。《隐秘的角落》的弃子主题与取景地湛江的处境相互呼应,突显了废墟空间隐匿的暴力与危机。出身海丰县城的乐队“五条人”观照社会底层,形成一种混杂着乡土性和世界性的民间书写。《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以广州城中村冼村为现实原型,以黑色电影为风格依托,探究历史记忆的幽深暗面。相较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大众文化中洋溢的现代性热望,这些文本以边缘性的空间形构共同表达出对于现代性的质询和反思。

香港城市更新中的大众文化介入——以《喜帖街》《岁月神偷》《点对点》为例

在香港城市更新进程加快和社会保育思潮勃兴的背景下,大众流行文化的介入性力量成为值得探讨的议题。以歌曲《喜帖街》、电影《岁月神偷》和《点对点》为研究对象,我们发现这种介入性力量主要是通过与主流话语的协商和对话体现的。在《喜帖街》中,作词人黄伟文有意挪用了香港流行文化中常见的“消失的经验”,以普泛和深沉的文化记忆激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在《岁月神偷》中,导演罗启锐重写有关“香港精神”的历史叙事,使得“香港精神”这一原本就复杂含混的词汇在当下城市语境中生发新的意义。在《点对点》中,独立导演黄浩然则试图在主流之外发掘边缘记忆,形塑另类美学。这些介入性策略的差异,也反映了香港大众文化自身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微信影评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以微信公众号“毒舌电影”为例

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兴起,电影批评出现新的生态景观。特别是批评主体的文化力量与外在的经济、政治权力之间呈现微妙的博弈关系。而立足于个案的中观、微观研究,有助于深描微信影评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及动态性。以影视类微信公众号"毒舌电影"为例,一方面,影评主体利用微信新媒体平台,表现出批判性、互动性、公共性等特征,显露了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这一力量在遭遇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时受到显著削弱。但值得注意的是,影评主体并非仅仅被动接受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宰制,它仍可争取博弈与对话的空间。面对经济力量的介入,影评主体能够加以利用来增强自身文化资本,甚至将其转化为抵御政治权力控制的制衡性力量。而面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影评主体可以在文本层面上生产出诸如"寓贬于褒""他山之石""借尸还魂"等一系列应对性的话语策略。由此可见,微信影评场域中批评主体与外在的经济、政治权力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需以辩证、审慎的态度观照之。

香港“80后”的文化与审美转向:以近年香港电影为例

香港“80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当下香港青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在扬弃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的文化潮流中,香港“80后”导演的电影作品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审美转型:一方面,忧郁的情感基调冒起,呼应了对物质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反思;另一方面,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书写增多,体现了后物质主义新兴价值观引导下萌生的另类想象。可以说,香港“80后”的文化转向不仅激化了近年香港电影的内容更新,也触发了其在情感结构和审美趣味上的范式转型。同时,对香港“80后”现象的探究,启迪我们开放一种平行研究视野,观照后物质主义转向在“80后”青年身上的适切性,进而挖掘“80后”这一时间维度概念在空间维度上的文化意义。

从香港电影到华语大片：非洲叙事的成规与流变

从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到最近的《战狼Ⅱ》《红海行动》等华语大片,华语电影中的非洲叙事既形成一定成规,也发生若干流变。在叙事母题方面,非洲叙事从“夺宝”转向“反夺宝”,逐渐形成具有民族性特色的叙事模式,建构了中非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在叙事空间方面,非洲叙事以奇观化的空间再现为特征,且经历了从侧重自然人文景观到聚焦社会政治图景的变化,可惜未能越出好莱坞既有的视觉奇观策略和非洲想象范式。夺宝叙事与奇观叙事之间的抵牾,反映了华语影片非洲想象的撕裂。而意欲解决此问题并讲出代表中国主体、有中国特色的非洲故事,路径之一是重新回溯历史的叙事资源,发掘其中另类而富于新意的叙事实践。

“自然”作为想象“城市”的方法:“杭州电影新浪潮”的空间形塑

近年来,几位青年导演创作的杭州电影集中上映,并获得了较好的口碑。祝新的《漫游》(2018)、顾晓刚的《春江水暖》(2019)以及仇晟的《郊区的鸟》(2018)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影片虽然题材和风格多元,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正如影评人苏七七所指出的:“导演们都成长于杭州,他们都直接地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中寻找题材,他们并没有统一的电影观念,但有可沟通、可汇融的时空的经验——仇晟电影中的运河、祝新电影中的湖泊、顾晓刚电影里的富春江,与水系相通一样,有一种相通的、属于南方孩子的气息。”[1]换言之,河、湖、江等自然风景与城市空间的融通连结,是这些杭州电影的共同特色。

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性”重思:评周蕾《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

《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是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周蕾继《原初的激情》之后的第二部华语电影专著。此书试图在全球化视域下重估华语电影的中国性价值,既体现了周蕾自身研究进路的转向,也凸显了她与学界常见研究视角的区别。不同于将中国性与全球化置于对立两端的一般思路,周蕾视全球化为今天人类的共同命运,而中国性作为华语电影的一种价值生产,其意义在于为身处全球化困局中的人们提供有别于主流的另类论述。在此问题框架下,周蕾特别聚焦华语电影中的“温情主义”,思考在全球化时代当重建人与人的情感连结成为重要议题时,华人世界看似古老、传统的情感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具备激发未来理想愿景的潜能。

《拆弹·专家》:“港味”的回归与变奏

《拆弹·专家》的一大特色是重拾"港味",回归"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传统。本文尝试从"港味"的两层意涵——直接过瘾的情感愉悦机制、本土化的空间再现方式——入手,分析《拆弹·专家》如何在合拍片规制下继承与发展"港味",并指出其对于内地香港合拍片的启示意义。

为边缘者发声:邱礼涛独立电影中的跨界文化实践

本文关注的是香港导演邱礼涛在其独立电影中进行的一种实验性的跨界文化实践。他将文化研究与商业类型电影相结合,通过文化研究方法将关于边缘者的知识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传播,从而改善边缘者的生存处境及大众的意识形态。本文以邱礼涛的两部作品《等候董建华发落》和《性工作者十日谈》为例,探讨他在融合文化研究与商业类型时所使用的文本操作策略,尤其是他对商业类型电影叙事惯例的移用与转化。邱礼涛在其独立電影中所展开的文化实践一方面证实了边缘者与大众、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种沟通与融合的困难。由于文化研究与商业电影在终极诉求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在融合时必然面临一方的牺牲或双方的妥协。

香港独立电影中的街道漫游者——以《惑星轨迹》《唱盘上的单行道》《N+N》为例

本文分析三部香港独立电影《惑星轨迹》《唱盘上的单行道》《N+N》中以街道漫游者为主体的空间实践。在全球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香港,城市空间的使用日益掌握在发展商与地产商手中,其意义和使用方式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三部电影都通过漫游的实践介入香港的城市空间。它们一方面借助漫游者的批判精神,共同地反思了城市空间单一的经济意义,另一方面又各自发挥了漫游者的情感能力、历史思维与政治勇气,分别重构了城市空间在情感、历史、政治等不同维度的可能的丰富意义。三部影片共同体现了香港独立电影的"反公共"特质,为观众提供了与主流电影不同的城市景观。

“拟家庭”叙事:近年香港电影的一种叙事书写

近年香港电影中出现一类特别的"拟家庭"叙事,讲述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底层小人物之间互帮互助,形成类似家人关系的故事。"拟家庭"叙事的出现,反映了在全球化语境和资本霸权逻辑下,香港电影开始重新发现底层群体的革新力量并反思主流社会的积弊,特别是思考如何打破个人主义的孤岛、重建人与人的联结。在影像美学层面,香港电影的"拟家庭"叙事一方面对华语电影的"左翼"传统和温情主义传统进行了改写,另一方面又与同类型的世界电影展开了前沿对话。"拟家庭"叙事有可能在未来的香港电影以至华语电影中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