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丘陵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以湖南醴陵为例

本文应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对1990～2007年醴陵市土地利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计算了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1990～2007年间,醴陵市生态用地的减少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90年的50.81亿元下降到2007年的50.59亿元,下降了0.43%;②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偏重其生产功能而忽视了生态功能,使生态功能负荷过重;③1990～2007年间,醴陵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倍,但人均生态福利却下降了16.8%,生态福利减少过快。

基于因果和岭回归的新疆人口结构与CO_2排放关系分析

利用新疆1958—2011年CO2排放量和人口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岭回归模型对新疆人口因素变化与CO2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1)在改革开放前,所有人口指标均与CO2排放呈现双向的因果联系;但改革开放后,农村居民消费与CO2排放失去因果关系.2)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变化较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生活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家庭户数与消费逐步取代就业结构和人口总量成为CO2排放最主要的推动因素.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县域尺度不同地貌类型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湖南省醴陵市为例

地貌是影响景观空间格局的自然要素之一,本研究应用GIS软件,以湖南省醴陵市为例,分析了县域尺度不同地貌类型下景观格局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地貌类型深刻影响景观格局的空间分布,同一景观类型在不同地貌区中的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总体表现为林地和水田占主导地位的景观格局。(2)随着地势的升高,林地景观优势愈加明显,其他景观类型的分布比例逐渐减少,景观多样性降低。(3)平原、低山区景观的空间异质化程度较高,破碎程度深;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相对简单、优势度高,生态系统稳定。

鹤城区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研究

介绍了鹤城区农村居民点的建设和布局现状,分析了该区农村居民点布局存在的问题,预测了规划期内鹤城区农村居民点的用地规模,提出了该区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的调整方案。

西洞庭湖区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以湖南省安乡县为例

采用"生产力衰减法",计算了安乡县的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和人口承载力。结果表明,安乡县3种主要农作物水稻、油菜、棉花的生产潜力指数分别为66.82%、88.06%和89.06%,尚有2/3～4/5的生产潜力可开发。在温饱型、小康型、宽裕型和富裕型粮食消费水平下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分别为88.54万人、77.48万人、68.87万人和61.98万人;土地资源能够保障全县人口小康水平的粮食消费量,但若要实现富裕型社会发展目标,则必须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平、并控制人口增长速度。

建设占用对土壤质量的影响及评价

研究了建设占用对复垦土壤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复垦土壤表层有机质、全N、全P、速效N、速效P以及Ca2+、Mg2+的含量均明显偏低,属缺乏、极缺乏水平;2)与对照耕地土壤相比,复垦土壤表层粗砂含量明显增多,建设占用对土壤机械组成有较大的破坏;3)复垦土壤的综合肥力明显低于对照土壤,复垦土壤肥力降低、质量恶化。

和田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演变与分布差异研究

以和田地区七县一市作为研究基本单元,根据1995-2014年人口、GDP和人均GDP面板数据分析了其人口与经济发展演变特征,通过人口经济一致性指数、偏离度指数和Pearson相关系数探讨了和田地区人口经济分布的差异性,研究发现:近20 a来和田地区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各县市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水平差异较大并呈现扩大趋势,总体上东部地区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中部地区人口经济集聚基本一致,西部地区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总体呈变弱的趋势,人口经济分布差异的变大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大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是造成和田人口和经济分布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基于POI的住宿业时空格局演化及与旅游景点的空间关联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住宿类POI(2012年、2018年)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法探究住宿设施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旅游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利用分形维数模型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测度住宿设施与旅游吸引物的空间耦合情况,旨在为城市住宿和旅游空间优化提供科学参考。结果显示:(1)主城区住宿设施总体沿河滩路、阿勒泰路等重要交通路线分布,数量明显增长,米东新区等地有演变为外围集聚中心的趋势。(2)住宿设施总体向东北方向移动,轴向集聚转为离散分布,2012年各类型空间分布方向和范围差异较大,2018年三星级和经济型空间离散化趋势最为明显。(3)普通型住宿设施由孤立核模式演变为带状多核模式,呈现明显的中心集聚―外围扩散趋势;经济型酒店由点状集聚转变为带状集聚。(4)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的空间耦合性较高,在主要道路缓冲区内具备较强的空间协调性,旅游地域系统处于单中心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分形结构有待优化。

乌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民生资源,从失配视角研究其配置问题,运用熵值法和健康距离模型,分析乌昌地区2007—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推进乌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乌昌地区8个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的平均值逐渐减小,2007年为0.759,属于高度失配,2016年为0.573,属于低度失配;2007年高度失配市县占比高达87.5%,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配置较高、高度失配的市县占比仅为25%,整体上各市县基本公共服务状态有所提高,但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市县占比仍高达75%,说明乌昌地区仍有较多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时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演化主要经历3个阶段:高度失配主导阶段(2007—2011年)、失配度下降过渡阶段(2012—2014年)和中度失配主导阶段(2015—2016年)。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由均衡高度失配逐渐演进成不均衡中低度失配,并呈现出"核心、两翼"格局,"两翼"基本公共服务大多处于高度失配和较高度失配状态,而"核心"则一直处于良好或优秀状态,在变化趋势上,失配度由"核心"向"两翼"逐渐变化,离"核心"越近的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越早呈现下降趋势。

塔里木盆地近10年城乡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通过构建城乡发展水平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函数等,对塔里木盆地42县市2004—2014年10年间城乡发展时空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研究时段内塔里木盆地城乡发展水平有所上升,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格局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和田地区为发展"塌陷区"。2)耦合度总体呈波动状态,克州始终属于耦合度较低区域,巴州一直保持在高值状态,和田市及于田县耦合度下降最快;协调度10年间总体呈上升趋势,仅有少数地区呈波动或下降状态。3)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高值集聚和热点区主要位于库尔勒市附近,低值集聚和冷点区主要位于喀什和和田两地区交界处;在2004—2009年和2009—2014年两个研究时段,格局基本维持不变。建议从基建投入、产业优化、教育投入等方面着手以改善区域城乡发展格局。

西洞庭湖区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以湖南省安乡县为例

采用“生产力衰减法”（逆向限制因子修正法），估算了安乡县的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同时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安乡县土地的开发空间和潜力较大，水稻、油菜、棉花三种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潜力指数分别为66．82％、88．06％和89．06％，尚有2／3～4／5的土地生产潜力可开发。在温饱型、宽裕型、小康型和富裕型粮食消费水平下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分别为88．54万人、77．48万人、68．87万人和61．98万人；土地资源能够保障全县人口小康水平的粮食消费量，但若要实现富裕型社会发展目标，则必须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平、并控制人口增长速度。

新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本文运用岭回归分析1995-2008年新疆碳排放与人口、经济、技术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和对策,推动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结果表明:①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增长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碳排放,但影响甚微;②新疆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③研究期间,新疆的主导产业均为以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化工、煤化工为主的重工业,但其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有较大提升,导致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疆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制度的改进,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基于农业节水的干旱区绿洲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渭干河流域为例

建立节水型社会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解决渭干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战略选择。渭干河流域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农业灌溉大部分仍采用粗放型的土渠输水、大水漫灌方式,水资源流失严重,灌溉定额偏高,渠系入渗量高达14.01亿m3,农业节水潜力很大。在现有水量不可能增加的情况下,调整农业内部种植结构,发展节水农业是解决区域水资源短缺的有力措施。通过对2015年和2020年工业、城市化和生态用水进行预测,确定农田灌溉可用水量。选取渭干河流域9种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参考作物蒸散量及作物系数,得出各类农作物的实际需水量,并与现有灌溉量比较,发现现有灌溉量远大于作物的实际需水量,通过节水灌溉和水渠改造,可节约用水10.59亿m3。而且研究区的粮食种植面积亦远大于需求,即使未来10年不再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也比需求面积多出近2万hm2,如根据实际需求去调整,可节约1.05亿m3的水量,能极大缓解水资源紧缺的局面,将灌溉量控制在可用水量范围内,为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保护区域生态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保证。

新疆能源消费强度空间公平性分析及节能潜力评估

能源消费强度空间公平性的本质是区域经济发展权的合理分配,维持能源消费空间公平性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新疆15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基尼系数、人均GDP能耗绿色贡献系数和节能潜力指数等测算方法,对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空间公平性和节能潜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新疆总体能源消费强度和工业能耗分配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其中新疆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是部分快速工业化地区能源消费过度,而工业能耗分配悬殊的原因则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发展模式;②基于影响因素呈现工业阶段化特征,提出根据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对各区域制定差别化节能目标和节能措施,不仅能有效缩小地区间的能源消费差距,经测算还将使新疆整体的能耗减少13%,这对新疆乃至全国低碳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生态足迹和灰色关联度的湖南省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采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湖南省1998~2007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测算,并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了湖南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结果表明：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都出现了增长,但生态足迹增长的速度高于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足迹供需发生了由盈余到出现赤字且逐年恶化的变化。草地、水域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最大,第一产业对生态赤字的影响最大,第三产业对生态赤字的影响最小。

大数据视角下的商业中心和热点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乌鲁木齐主城区为例

商业空间结构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识别商业中心和商业热点区以及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商业资源优化配置显得尤为必要,进而指导城市有序发展。论文以乌鲁木齐主城区为例,利用开放平台大数据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采用地理学空间统计方法定量识别商业中心和商业热点区,对商业分布和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类和解读,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寻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乌鲁木齐市商业高值区分布在吐乌大高速-和平渠沿线地带,大型商业中心主要有南湖商圈、中山路商圈、友好商圈、会展商圈、米东商圈、铁路局商圈。②商业热点区呈现"T型"双轴分布,北部新城商业地带与南部传统商业地带共同构成乌鲁木齐市最具活力的商业地带;6类商业热点区的分布可归纳为3种类型,商务和金融服务类为单一点状型,住宿和餐饮服务类为带状延伸型,生活与购物服务类为带状双核型。③地价、集聚效应、路网密度等是影响商业宏观分布的主要因素,其次为人口密度和中心可达性,自然因素如高程、地形起伏度等对商业布局影响有限;各因素对不同类型商业业态的影响程度各异,如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对购物类影响较大,中心可达性和地价对于商务、金融类影响较大;就各业态类型网点间的关系而言,商务和金融类协同作用强,餐饮与购物类协同效应较强,共同影响城市商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