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价值引领

话语是思想意识的载体,也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是近代以来最具有凝聚力的话语之一,在多个维度具有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功能。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叙写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记忆和辉煌奋斗历程,在时间向度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在记忆向度唤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共识。从场域维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展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场域,在空间场域下循环往复催生观者的共同体意识,在符号场域下潜移默化地重塑观者的思维结构和意识生成,在传播场域下持续不断凝聚出共同体意识和行动力。从心理维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以意识形态形塑整体意识倾向和心理定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立场,以文化认同凝聚各族人民内心深处的普遍性精神共识。从政治维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底色,既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属性,也契合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百年建构研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建构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深刻剖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内涵,可以确定以何种方式理解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核心要素,以何种范式划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之路,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着“破”“立”结合的辩证思想,在“改造”“改革”“方向”“方针”基础上实现了文化转型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建构了文化教育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阶段台湾研究生教育探析

在我国台湾数十年高等教育历程中 ,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台湾高教发展的重点。从学制与学位、招生入学、课程与教学到科研工作、管理方式等都有一套较完整的实施办法 ,研究生的培养多在大学中的研究所内进行 ,同时还可以与企业联合培养———“建教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论我国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间的发展呈现出交融渗透和共同繁荣的趋势,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也在不断增多,但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这是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也是我国制定宏观政策和长期规划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边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与兴边富民

本文论述了兴边富民过程中边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问题。文章认为 ,边疆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对边疆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边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边疆民族文化能为民族内源性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资源。在保护和开发边疆民族文化时 ,应作到外延与内涵并重、继承与摒弃并存、保护与挖掘并举、弘扬与发展并施。

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干部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一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近 80年来 ,特别是新中国建立 5 0年来 ,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提出、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到不断发展。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九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中的总政策。本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二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民族政策。本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论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民族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应对

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现代化冲击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存续和发展的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是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形式。这些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现代化建设、民族发展、民族治理等主题,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举措分别应对。

论当代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民族因素

目前影响我国社会关系发展的各种因素空前活跃,其中的民族因素复杂而敏感,难以把握。民族因素往往虚借民族群体的名义影响社会关系的发展,并容易将民族因素引升为民族问题。基于民族因素认知模糊的敏感、焦虑心态已成为制约当前社会关系健康发展的症结性问题。从理论上厘清相关概念,在现实中客观、理性地认知和对待民族因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涵和发展趋势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内涵,分析了维护我国民族关系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四大挑战,并就巩固和发展健康的民族关系提出了五点建议。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

当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已成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由于组织体系不完善、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不一能力不齐等原因,造成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滞后,仍处在初级阶段。市民化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的关键,关系到城市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大局,结合我国实际,有必要认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趋势、内涵、现状及挑战,坚持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模式,遵循"农民/牧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基本路径。

政治整合视角下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启示

从政治整合视角梳理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阐述其与主流政治文化关系的两次重要变迁:由王朝国家时期的多元化一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分离倾向,再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空前统一的转变。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是一种和合相生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自然生成物,而是在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现阶段,受社会转型、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间出现了一定的张力。这需要党和国家借鉴历史上政治整合的经验,加强现阶段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建设,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协同。

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分析

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受到多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制约,解读和评价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应该立足于该国的政治文化。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是历代中国民族政策重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追求统一、和平、稳定为基本目标,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从较深的层面规约着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模式特色。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 ,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但已充分发挥出它的优势 。

边缘与救赎:边缘民族的权力之争

边缘是研究民族相关问题的重要视角。边疆处于边缘位置,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要塞,通常也是矛盾与危机复杂集中的地区。相对于国家权力中心,边疆属于族群边缘地带、国际交锋地带,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发展延续。客观的边缘情势加上主观的边缘情绪,使得边疆边缘问题变得尤为棘手。这一问题的实质即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境况的边缘族群在异化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非正常方式的裹挟之下所发起的为权力的救赎与抗争,集中表现为隔阂、冲突与种种极端行为。其最终的解决必须依靠国家的柔软与强力并举,建构起多元共生、一体共存的良性互动模式。

优化与创新: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时代要求

民族政策是推进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民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中介作用、推动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随着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我国的民族政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实现优化与创新。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从应然维度阐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从实然维度阐述了走向法治的基本原则。亚氏精深的法治思想为推进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国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努力保护我国少数民族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