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基于门限自回归TAR模型

文章对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2008年1月31日的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波动进行了计量研究,通过建立基于不同时间段汇率数据的门限自回归模型(TAR)可以看到,两年多来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门限的非线性特征,当升值幅度较大,即大于一定的门限值时,升值的冲击显示出更持久的延续性,体现出了升值预期的作用和升值不断加速的趋势。

基于电子政务视阈的负面网络舆情导控研究

为探索政府分阶段引导和控制负面网络舆情的新途径,在电子政务视阈下,根据网络突发事件在萌芽、爆发、扩散、转折、消失期的特点,在分析负面网络舆情的危害及现有电子政务应对负面网络舆情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受导数原理启发,建立了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分阶段演化数学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导控策略。结果表明该模型有效、可定量,为政府监管网络舆情事件提供了决策参考。

从时间行为角度看居民的假日经济行为

目前我国延长假日政策的实施,力图从增加居民可支配闲暇时间的角度来影响其经济行为。居民对时间的意识和价值认识是其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

基于AHP的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

基于层次分析法原理,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构建以资源价值、资源现状、产业规模、市场绩效、基础设施、社会条件、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共8个评价要素、29项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设计度量方法,通过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求解矩阵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处理和矩阵一致性检验等途径计算各评价因素的权重,最后用加权求和法量化文化产业竞争力高低,为评价不同地域的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新途径。

创新型产业集聚区构成要素及形成机理研究

创新型产业集聚是以创新为核心且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聚模式。依据"钻石模型",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的构成要素包括需求条件、资源条件、创新人才、创新型企业、创新支持服务体系和政策环境,其形成动力源于创新、协同经济效应、交易成本节约、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因素,且可以自主创新、学习创新、模仿创新三种模式发展。

电子政务概论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构建了以政府档案管理、政府内部办公、电子公文传输、政府网上采购、网上行政审批等为实验内容,以电子政务情景模拟、学生协同完成任务为教学方法的实验教学体系,为电子政务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

生态城市和产业集聚区的互动关系研究

产业集聚区因其聚集经济效益构成了生态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推动生态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城市为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文章选择产业空间集中度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做出综合评价。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生态城市化水平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因子分析的河南省主要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科学的测度和评价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前提.选择河南省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因子分析法对目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将目标城市分为4类:强竞争力城市、较强竞争力城市、竞争力一般城市和弱竞争力城市,最后给出了提升河南省主要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建议.

基于因子分析的河南省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

从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环境竞争力三大模块构建由6个要素、25个评价指标组成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依据2009年统计年鉴,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文化产业资源、产业环境优势明显,产业实力、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中等偏上,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竞争力综合得分全国排名第15位。河南需在体制政策环境、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文化品牌打造、文化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基于新浪微博的负面网络舆情监测研究——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研究系列之一

基于当今流行、用户数最多的新浪微博,研究了一种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定量监测方法。给出了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的定义、成因及特点,论述了针对政府的新浪微博负面网络舆情的判别依据、监测流程、监测指标及其量化方法,对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综合对比和实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舆情监测方案可操作性强,实用价值高,为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测、控、管、引平台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政府负面网络舆情热度定量评价方法--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用户数最多、首暴网络舆情事件最频繁的新浪微博为例,设计了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的热度定量评价方法。从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主体、客体、传播、受众4个维度,细化了包含14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设计了指标的量化细则,依据专家打分法确定评价因素的重要性,通过构造判断矩阵、矩阵归一化处理、和积法计算特征向量、矩阵一致性校验等方法,在微调评价要素重要性排序基础上规划各评价要素的权重,进而设计基于微博、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热度定量评价方法。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综合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实际可操作性强,为针对政府的负面网络舆情分析、引导、管理和控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货币国际化测度、决定因素与人民币国际化对策

构建测度货币国际化的五个单一指标和一个综合指标的指标体系,实证分析美元、欧元、德国马克、日元和英镑五种货币的国际化演进历程。货币国际化的五大决定要素是社会惯例、经济规模、金融发达程度、货币和财政稳定性、网络外部性。货币国际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各种因素的作用强度不同。需要实施进一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范围、强化货币和财政纪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强国际货币合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等措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基于TAR模型的中国股市价格泡沫检验

本文对经典股票价格泡沫模型的常利率假设进行了推广,在随机利率下得到了股票价格泡沫周期性破灭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下使用TAR模型对我国上证综合指数1997年10月31日到2007年10月31日的泡沫情况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其泡沫主要集中在1999年和2007年两个年份,尤其在2007年1月到5月底泡沫程度最为严重。最后,通过分析深证指数同期的泡沫情况验证了两市泡沫的联动性。

从全球不平衡走向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发展驱动力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驱动力视角对全球不平衡走向金融危机进行了探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创新能力,是全球贸易、储蓄和投资不平衡的主要驱动力量。由于美国长期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对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监管放任,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升和流动性过剩,当次贷危机引发投资者对风险重新估价和去杠杆化行为后,美国单一市场的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虽然美国作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创新能力不再是推动全球不平衡的驱动力量,但只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不改变,全球不平衡仍将持续。

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货币经济学分析

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流动性过剩问题,可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存量货币供给相对于存量货币需求的过剩。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资本通过外汇占款和其他途径进入我国成为我国货币供给过多的外部原因。从内部来看,1998年以来长期积累的巨大货币存量是理解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关键。当居民资产发生结构性调整,减少持有货币资产而增加非货币资产,又会导致有效货币需求的不足。流动性过剩不仅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并给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还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对实体经济产生深层次影响。

基于免疫危险理论的网络安全态势定量感知模型

针对基于免疫的异常入侵检测技术自体/非自体区分困难、漏报误报率高而导致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结果不准确的问题,受免疫危险理论启发,提出了一个新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模型。模型采用分布式结构设计,部署在主机上的传感器利用人工抗体实时检测网络攻击,并依据攻击类别和频度计算危险信号大小;模型中的安全态势评估中心通过分析、融合来自主机的多数据源危险信号,进而定量感知主机和整个网络的安全态势。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并解决了网络安全类的人工免疫系统难以区分自体/非自体之不足,为实时、定量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渐进性人民币国际化中的香港地位——兼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态路径选择

本文构建了货币国际化条件与进程之间相互促进的动态自我强化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人民币国际化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分析了在人民币国际化初级阶段,即周边化和区域化中香港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在新型工业化中的经济职能探析

新型工业化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要做的是为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包括制定产业发展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适度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河南省工业化水平与工业结构分析

本文以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理论、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的多国模式理论以及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理论为依据,判断出河南正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同时又从产值结构、规模结构、经济效益三个角度分析了河南省工业结构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河南省工业结构的基本思路。

中国和八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分析

为研究中国和八国集团(G8)是否存在经济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文章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为依据,从经济相互依存度考察政策协调的基础。通过选取衡量经济体相关性和趋同性的标准,对中国与八国集团中七个主要发达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进行比较。贸易的相关性和部分政策变量指标的趋同性,说明中国和七国已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政策协调基础。但是,运用VAR模型对影响经济波动的深层因素——供给和需求冲击进行对称性分析,却显示中国与七国冲击对称性尚不显著,表明中国与七国相比参与政策协调的成本会比较大。所以,中国目前可不急于全面参与G8的政策协调,而应先利用当前的对话机制,加强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逐步探索未来协调的步骤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