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閲讀到儒學對話:東亞學者對蘇軾《范增論》的回應

“論”是表達思想觀點的一種文體。劉勰《文心雕龍·論説》稱:“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1))又稱:“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2))“彌綸群言”“辨正然否”指出了辨正他人言論是非是廣義論體文的應有之義,“論”的文體屬性也就爲其他作者提供了回應原作者而與之展開對話的空間((3))。蘇軾的《范增論》((4))作爲史論中的名作,即因其在東亞範圍内的廣泛傳播得到了不同時期多國士人的關注,而可以作爲一個典型案例,藉以窺見此類作品在不同文化空間所引發的回應。

浅论冯沅君抗战期间的旧体诗

冯沅君作为著名的女作家和古典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女学者,一直受到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的关注。但人们对于冯沅君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小说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而冯沅君的旧体诗创作同样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可观之处,尤其是其抗战期间的诗作＂或悲、或欢、或怒、或嘲＂,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境遇、心态、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这无论是对于全面了解冯沅君本人,还是研究其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是有所帮助的。正基于此,本文对冯沅君抗战期间旧体诗的题材和艺术特征试加论述。

從“百家注蘇”到“千家注杜”:蘇詩《百家注》與杜詩分類集注本的演變

南宋出現的“百家注蘇”與“千家注杜”在集注與分類形式上均存在較高程度的吻合。杜詩的十注本或其衍生的相關分類注本影響了蘇詩百家注本的分類形式,杜詩分類“千家注本”又分别從杜詩十注本與蘇詩百家注本中直接或間接地繼承了分類與集注形式,蘇詩百家注本自身也得以完成分類與集注的全過程。這一互動過程得以發生的原因在於當時杜詩與蘇詩地位的相似性。“百家注蘇”與“千家注杜”并非孤立平行的關係,而是詩歌注釋史中交融互滲的統一體。

《江西詩社宗派圖》的流傳與《百家注東坡詩》的成書

題名王十朋纂集的《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首《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後列有《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姓氏》九十六人。將其與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詩社宗派圖》(以下簡稱《宗派圖》)加以對照,我們就會注意到,《宗派圖》自黄庭堅以降,所列"以爲法嗣"的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祖可、徐俯、洪朋、林敏脩、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善權、高荷,凡二十五人,無一例外,全部出現在《百家注姓氏》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