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唱和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形式多样,特色独具。诗词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联句属于唱和诗的一部分,赠答与其有交叉,拟和乃古人用功之法。唱和诗词的评价,可分拟和、同处、同境遇、同体验、同声气等多种层次,都有一定的成就。唱和与唱和诗词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席之地。应酬、次韵、逞才使气,历来是唱和诗词被人指责的三个焦点,其实,应酬、次韵既不足为大病,而逞才使气尤可认为是文学创作发展的动因之一。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

《文苑英华》所收录的作品虽多出自隋唐五代作家之手,但它的编纂,却透露出宋代文体和文学发展的若干消息。《文苑英华》的编纂者看出了韩、柳古文作品的新创和博杂,又一时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于是将其归入"杂文"一类。稍后,《唐文粹》承其说以"古文"名之。这实际上意味着二书的编纂者已开始从文体层面对韩、柳等人的古文给予肯定。这种肯定与自穆修、柳开以至欧阳修等人对古道与古文的提倡一起,开启了宋文的新生面。《文苑英华》选录作品又按题材内容分类,这往往能见出文体演变的痕迹。此外,按题材分类的方法还充分地展现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反映出时人对事物的普遍认识水平。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东坡乌台诗案”新论

苏轼因作诗批评新法,讥刺新党,被纠弹抓捕,酿成诗案,虽属冤枉,但也事出有因。重读这些诗作,重要的问题不是判断其中是否语含讽刺,而是应思考怎样看待这种讥讽。涉入诗案的作品固有其讽谏朝政、不满新法的一面,更反映出一位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党争背景下其自身复杂矛盾的心态。诗人对新法的反对,与其说是某种政治愿望的表达,不如说是从其切身体验出发为百姓做出的呼喊;而他对新党的讽刺,也是其内心矛盾的自我开释与宽慰。《东坡乌台诗案》在苏轼诗歌的创作历程和宋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人对苏诗的接受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欧阳修于六经最深于《易》、《诗》、《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证。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其师经需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对言简意深和简而有法的崇尚,还是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美学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汉籍东传的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论家之正体”--宋代经论初探

宋代进士科举取士和贤良进卷等制度,推动了论体文以及经论的发展,就中自真宗朝进士考试以经义命题的做法,尤值得注意。宋代经论经世用、重人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又多以人情常理说经。这虽有其思想渊源,然更反映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新趋势。晚唐五代儒学衰落,宋初士子多出身寒门,学无所师,以己意说经,遂往往据人情常理为说。从人情常理出发,对儒家经典的讨论便不再是生硬的、冷冰冰的说教,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和情感,从中亦可见说经者自身的形象。至南宋,经论与史论及文学更趋于融合,文体上也逐渐衍化、固定,影响深远。

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共得30种,其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总集的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一一皆可考论。唐代唱和之风甚盛,士人所重,结集之多,为后代所不及,其中以君臣、郡邑府主与幕僚之间的唱和为多,反映出君王对诗词唱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诗词唱和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方式之一,对后代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部全面深入研究刘永济先生的力作——读陈文新、江俊伟《刘永济评传》

由陈文新教授和江俊伟博士历时六载、数易其稿的学术著作《刘永济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日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了。作为一位对刘永济先生深怀着敬意的读者,我们在对《评传》作者表达着由衷的感佩、祝贺,并分享着其成功的喜悦的同时,谨在此略谈一点自己肤浅的感受.

关于《宋诗钞》编纂的两个问题

《宋诗钞》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宋诗面貌的清一代最为重要的大型宋诗选本。晚明潘是仁所编《宋元诗集》对《宋诗钞》有直接影响。明末清初江浙藏书之风很盛,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皆致力于宋集的搜集,这也从文献上为《宋诗钞》的编纂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准备。

论明人整理宋集的成绩

明人对宋集的整理,是在元代图书典藏、刊刻的基础上进行的。明代公私对宋元遗籍的搜集和保存,应当说是相当重视的。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宋人别集的刊刻、抄录等方面。另外,在宋人别集的重辑、选编和注释上,明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古今小说的贯通——读张勇《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课题,自章培恒先生明确提出并大力提倡以来,已过去了十馀年,除了由复旦大学召开的以此为题的五次学术会议,并出版若干册相关论文集之外,作为此一研究实绩的,能举出来的似乎并不多（谈蓓芳教授所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等,或为一种）。张勇教授新著《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应该说是成功实践章先生研究思路的一部力作。

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

巩:过去常听人谈及,某某学者一生饱览诗书,学识渊博,却惜墨如金,很少著述,身后所留文字,寥寥无几,令人惋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们也许更注重的,是自我人格的完善和修养的捉高等等),但有一点却大致相同或相近,即彼时彼地的学术研究,尚未认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已越来越走向专门化和职业化,以论文、专著以及其它不同的表现形式为载体,将这些学术研究成杲记录和表达出来,也早已是十分必要和无庸置疑的了。

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

巩:记得还在读书时,先生就常常告诫我们:搞学术研究,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那个行当的学术发展状况,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象打仗一样,要有“敌情观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了解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弄清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已部分解决,哪些问题尚无人问津;我们研究的角度有哪些,还能否变换新的视角进行研究;我们使用了何种研究方法,还可不可以借鉴一些新方法,来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局 其目的,就是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绩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的开拓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自己工作的出发点,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真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学问就象跳高，有这种研究前的准备，最大的好处就是起点高，起点大低，就途就有限了。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先生当时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指出了向上一路。

从《河岳英灵集》看盛唐诗歌发展繁荣的社会原因

唐人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向以盛唐人选盛唐诗且铃拣得当,品评精惬为后人所称道,其标举风骨,并重文质的审美标准尤为唐人诗论中的卓识远见.这些,前人多有论者,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殷璠在这个集子的《叙》中曾特别强调过这么几句话: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尽千人,除势要及贿赂,中间灼然可上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辄篡,往往盈轶.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读《吕祖谦评传》

新近出版的《吕祖谦评传》(潘富恩、徐余庆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是一部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空白的力作.作者通过对吕祖谦家世、生平和思想的深入探讨,准确地把握了其思想学术的特点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多年来对吕祖谦研究的缺憾.作为一位南宋乾(道)、淳(熙)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吕祖谦曾因与朱熹、张栻"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而与其并称"东南三贤",又以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在当日思想界独树"吕学"(或日婺学)之帜,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如全祖望所云:"宋乾、淳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