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放疗中四维CT技术与传统方法勾画靶区计划比较

目的比较肺癌放疗中四维CT（4D-CT）技术与传统方法勾画计划靶区体积（P1V）的治疗计划差异。方法选择10例肺癌患者，均行4D-CT及普通螺旋CT定位扫描，分别采用4D—CT和常规经验外扩门V方法确定计划靶区（PTV4D和PTVconv）和制定治疗计划（Plan44和planconv），测量大体肿瘤体积（GTV）质心在三维方向上随呼吸运动的位移，计算三维空间位移向量│♂│。比较4D-CT技术与传统方法所得PTV、双肺平均受量（MLD）、双肺V5（Vx表示接受xGy照射的百分体积）、双肺V10、双肺V15、双肺V20、心脏平均受量（MHD）、心脏V30、心脏V40、99％靶体积受照剂量（D99）和95％靶体积受照剂量（D95）的变化，并分析其与三维空间位移向量│♂│的关系。结果10例患者中，8例患者P1V4D〈PTVconv，，减少（13．0±8．0）％（P=0．018），2例患者PTV4D〉PTVconv。GTV质心三维空间位移向量│♂│为（0．78±0．72）cm。MLD4D较MLDconv减少（8．6±9．9）％（P=0．037）。Han4D的双肺V5、V10、VmV20分别较Planconv减少（7．2±10．5）％、（5．5±8．9）％、（6．5±8．4）％和（5．7±7．4）％（均P〈0．05）。10例患者Plan4D和Planconv，的D99分别为（56．68±1．82）Gy和（56．12±2．23）Gy（P=0．092），Han4D和Planconv，的D95分别为（60．04±0．46）Gy和（59．86±0．51）Gy（P=0．026）。PTV4D/PTVconv与三维空间位移向量│♂│呈正相关关系（P=0．008），D994D／D99conv与│♂│呈负相关关系（P=0．002），D994D/D99conv、（MLDconv-MLD4D）/MLDconv、双肺（V5conv-V54D）/V5conv，、双肺（V10conv-V104D）/V10conv、（MHDconv-MHD4D）/MHDconv、心脏（V30conv-V304D）/Vconv与PTV4D/PTVconv呈负相关关系（均P〈0．05）。结论4D-CT可准确评价肺部肿瘤随呼吸运动的位移，应用4D-CT数据定义靶区及制定计划，可缩小肿瘤动度小的PTV，提高靶区内剂量，减少正常组织受量，对于肿瘤动度大的患者，可在不明显增加正常组织受量的前提下，避免靶区遗漏。

应用四维CT评价肺癌大体肿瘤体积随呼吸运动的位移及影响因素

目的应用四维CT（4DCT）测量肺癌大体肿瘤体积（GTV）在三维方向上随呼吸运动的位移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1例肺癌患者共22个肺部病灶行4DCT扫描，勾画10个呼吸时相中的GTV0%～GTV90%，测量GTV变化及GTV质心、边界在三维方向上随呼吸运动的位移，计算出三维空间位移向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GTV变化的平均值为＋14．3％或-8．4％，GTV中心点和GTV各边界在左右、前后、头脚方向上随呼吸运动的位移分别为（0．20±0．16）、（0．18±0．12）、（0．53±0．59）cm和（0．42±0．23）、（0．41±0．22）、（0．57±0．70）cm，其中GTV中心点在头脚方向上的位移大于左右（Z=-2．12，P=0．034）、前后方向（Z=-2．10，P=0．035），GTV各边界在头脚方向上的位移与左右、前后方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1，P=0．417；Z=-0．86，P=0．391）。GTV中心点随呼吸的位移大小只与所在肺叶有关，GTV位于下叶者在头脚方向的位移大于位于上叶者[（0．87±0．64）和（0．35±0．49）cm，（t=-2．12，P=0．047）]，在前后、左右方向上的位移无差异[（0．23±0．10）和（0．194-0．18）cm（t=-0．49，P=0．629）、（0．21±0．13）和（0．17±0．11）cm（t=-0．76，P=0．460）]。GTV体积大小与GTV中心点在头脚、前后、左右方向位移以及三维空间位移向量 间无明显相关性（r=-0．306、-0．062、-0．279、-0．300，P=0．189、0．796、0．234、0．199）。结论肺癌患者GTV随呼吸运动的位移个体化差异明显，头脚方向位移尤为显著，应用4DCT可进行较好评价；下叶病灶位移大，GTV大小与位移间无明显相关性。

四维CT在肺癌放疗中的临床应用现状

近年来随着肺癌发病率的逐年增高，其死亡率已上升至首位。综合治疗已成为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其中放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随着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影像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肺癌放疗进入了精确放疗的时代。但器官形状和位置变化对放疗的影响仍是肺癌放疗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器官形状和位置的变化在肺癌放疗的分次内与分次间均存在，分次内的变化主要包括呼吸运动以及大血管的移动，分次间的变化包括肿瘤的退缩或增长、体重的变化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