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遣高丽使臣类型再检讨

有金一代,派往高丽的使臣大致可分为常使和泛使两大类.常使是指按照外交惯例派往高丽的使臣,派遣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金朝向高丽派遣的常使包括:赐生日使、横赐(横宣)使、册封使、告哀使、敕祭使、慰问使、起复使、落起复使等.泛使是指由于突发政治事件等原因而临时派遣的使臣.金朝向高丽派遣的泛使包括:报谕使、宣问使、东京持礼使、抚谕使等.不同类型的使臣担负着不同的外交使命,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金朝对高丽的控制、稳固并加强二者之间的宗藩关系.

契丹皇帝祭天问题探讨

对天的崇拜是契丹人自然崇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契丹皇帝的祭天行为,往往出于战前祈胜、战后告捷、击败逆党、册封后妃与大臣、外国来供(降)、出现异兆、外出狩猎和庆祝节日等原因。而祭祀物品多是青牛、白马、黑白羊、酒脯、异兆物和猎物等,其祭祀地点不固定。辽朝中前期,契丹皇帝祭天活动频繁,至辽兴宗时,祭天频率大幅度降低,当是受到佛教发展形势及与辽宋、辽丽关系走向和缓的影响。

辽朝惕隐研究

辽朝的惕隐可以追溯到突厥的特勤,契丹立国之后,用中原王朝官制建立并改造本民族固有官制,辽朝惕隐的名称及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辽朝惕隐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中央惕隐,即负责掌管皇族教化和皇族户籍的大内惕隐,简称惕隐,大内惕隐的选任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宗室成员,大内惕隐兼具教化、礼仪和军事三种职能,由于其出身显贵,在卸任后往往担任北府宰相、南北院枢密使等高级官吏。辽朝并无皇太子惕隐,《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皇太子惕隐司的记载是错误的,大内惕隐司即大惕隐司。其二,地方惕隐,即辽朝在各部族及属国属部设置的惕隐。各部族的惕隐,后升为司徒,地位极其重要,配合部族节度使管理部族事务,属国属部惕隐一般为该部酋长。从现存史料来看,大惕隐司与各部族、属国属部的惕隐不存在隶属关系。

辽“逆臣”与“奸臣”考略

本文把辽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辽太祖到辽景宗时期为前期,辽圣宗至天祚帝时期为后期。辽前期多逆臣,后期多奸臣,前期受逆臣的影响较大,后期则受奸臣的影响较大。其中,前期逆臣的主导力量大多出自皇族,其同党出身也比较单一,大多数都是皇族成员。后期的奸臣多出自后族或在大臣中崛起,结党营私,出身比较复杂,部分皇族成员和后族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合,这批奸臣不仅造成了政局动荡,还导致了民心涣散,甚至加速了辽的灭亡。从"逆"到"奸"的特点变化,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皇位继承秩序逐渐走向稳定。二是后族势力的崛起并最终走向分裂。

契丹皇帝的祖先崇拜与祖先祭祀

祖先崇拜是契丹人宗教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祭祀又是祖先崇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契丹皇帝的祖先崇拜是受到求祖先庇护、孝亲观念的影响,而儒家思想的不断传入,更加深了契丹皇帝对祖先的崇拜。并在长期的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礼俗,如谒庙仪、孟冬朔拜陵仪等,契丹皇帝在祭祀宗庙时还要配有特定的舆服和音乐,并在以其他主题为中心的仪式中增加祭祀祖先的程序,如皇帝亲征仪、瑟瑟仪等。契丹皇帝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授祖先遗物于他国、皇室、外戚等,并塑造偶像进而频繁祭祀、追谥祖先、在各地修建陵庙、甚至在前代皇帝去世后仍然保留其斡鲁朵,作为守卫其陵寝的组织,将太庙设置成为随皇帝四时捺钵的毡帐,以契丹皇帝祭祀,这一点也最具草原民族特色。

刍议辽朝后宫品级制度

辽朝后宫品级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其中太祖至世宗时期是为草创时期,穆宗至圣宗开泰二年为大发展时期,圣宗开泰二年至辽亡为稳定成熟时期。后妃的族属对其自身品级的确定有着较大的影响,公主、皇子的地位和有无封号也直接能够反映出其生母位分的高低。嫔妃的等级具有流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品级的妃子、女官和宫女(统称为宫人)不得与皇帝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暧昧关系,女官和宫女往往还各司其职,承担一定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辽朝后宫品级制度产生的影响又是多方面的。

论辽代契丹族后妃、公主的婚恋观

辽代契丹族后妃、公主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中,加之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及婚俗、婚制和政治结构、政治需要的影响,在婚恋观方面体现出从一而终观念相对淡薄、但要求门当户对的特点。随着中原先进封建文化不断传入契丹内地,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契丹族上层女子的贞洁观念逐渐确立,门当户对观念进一步强化,但纵观整个辽朝历史,契丹族后妃及公主的婚恋观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原来的开放、自由的特点,贞洁观念也相对淡薄。

辽朝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佛教是辽朝的主流宗教,对辽政权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贤力图多维度地复原辽朝佛教发展的原貌,已对多个领域进行过研究,尤其表现在佛教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上,对于其他方面的探讨则尚存继续深化的空间。结合多种材料和多种研究方法,推动对辽朝佛教研究的深化,更有利于透视辽朝佛教信仰在整个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特殊性和历史作用。

辽朝佛教发展分期探赜

辽朝佛教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征。其中,辽太祖、太宗时期为佛教的引入期,这一时期,辽帝通过开疆拓土,掳掠人口,将佛教引入契丹内地,并确立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世宗、穆宗朝为瓶颈期,此时佛教发展裹足不前。景宗、圣宗朝为上升期,辽朝佛教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对周边政权佛教产生影响。兴宗至天祚帝时期为辽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辽朝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辽代契丹人的子嗣观

在辽代契丹人的观念中,子嗣的绵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4-7个子女,是契丹族多子女家庭中常见的数量。契丹人的子嗣观念同样存在着贵嫡贱庶的倾向,子嗣的家庭地位与其嫡庶身份有着很大的关系。子嗣的家庭责任在于赡养父族、继承家产,而子嗣的嫡庶或有无也直接影响到一个家族财产的财产继承(既包括物质遗产又包括政治遗产),辽代契丹人子嗣观念是契丹族的家庭物质财富、新生人口的存活率、孝亲观念、尚武精神综合影响下的产物。

辽朝国舅别部四题

国舅别部的兴起与辽世宗的即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辽世宗之舅的家族出身并不显赫,与《辽史》中所记载的只鲁的八世孙并非一人,承天皇后家族并非出自"国舅别部"。终辽一代,"国舅别部"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极小,除柔贞皇后外,并未出现过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个别人物,但是仍然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

契丹人的自然神崇拜及“东向”习俗

契丹人崇尚并敬畏自然,其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习俗中很多都带有浓厚的自然崇拜的色彩。契丹人在崇拜天地、山川、河流、风等自然景象的同时,又根据这些自然景象塑造出了自然神,并加以膜拜,以求其庇护,广义上称"天神地祇",具体的则有"山神"、"辽河神"、"白马神"、"风伯"、"鹿神"等。同时,契丹人也存在"东向"的习俗,这一习俗体现出了其本民族的特色。这篇文章旨在通过探讨契丹人的自然神崇拜及"向东"习俗并剖析其原因了解契丹族的文化风貌。

契丹后妃参政原因探析

契丹后妃能够大尺度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发挥重大作用,是受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类型、政治结构和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此之外,后妃自身的政治才能也是不容小觑的,如承天太后、钦哀皇后等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而开国太后述律平在契丹开国时期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势力影响三朝,其参政行为更具有模范意义,同时也极大地刺激后世后妃参政议政的野心。

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考论

辽后期兼奉诸宗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的佛教信众群体中。其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佛教各宗派斗争激烈,为增强佛教内部凝聚力,兼奉诸宗成为必然要求;二是部分职业僧侣站在修行的角度批评偏修一宗的弊端,支持信徒兼奉诸宗;三是辽朝皇帝出于更好地利用佛教维护统治的目的,倡导兼奉诸宗。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以密宗为主,禅宗和三论宗被置于边缘的地位。辽帝通过提倡并践行兼奉诸宗加强了汉人佛教信徒对辽朝的认同心理。辽朝的兼奉诸宗淡化了唐中期以来浓厚的宗派意识,但不利于各宗派义理的深化。

从《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看辽朝佛教

辽朝佛教史料稀缺,但高丽义天所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中却收录了多位辽朝僧侣所撰佛学著作,为世人了解辽朝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辽朝与高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辽人所编佛学著作为义天所熟知。根据《义天录》可知,在辽中后期佛教取得了较大进步,佛教义学走向繁荣,且华严宗、密宗及律宗开始崛起。

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例

辽金时代,"科尔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备受当时统治者的关注。辽朝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长春州,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南部,长春州是辽朝中后期历代皇帝春捺钵时选择的固定地点。辽代的很多军国大事,大政方针的制定都在这一地区,长春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试以长春州为例,来阐述辽代的科尔沁及其重要地位。

金朝遣高丽使臣选派考论

金朝极其重视对出使高丽使臣的派遣,充分任用以女真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优秀人才,金朝与高丽之间通过相互派遣使臣维持着稳定的宗藩关系。金朝出使高丽的使臣在太祖至熙宗时期通常从地方官员中选派,海陵至金朝末年的使臣则大多由中央官员担任。其选派的官员级别主要集中在正四品到从五品之间,当官员的实际级别达不到相应标准时,往往会出现借衔出使的现象。由于高丽在金朝的观念里是"君子之国",所以金朝选派出使高丽的使臣,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外交才能,借以转变女真建国前在高丽人心中的蛮夷形象。

辽朝佛教渊源考

辽朝佛教渊源及其成分复杂。从总体上看,辽朝佛教主要是继承唐五代和渤海佛教,其中又以唐五代为主。这一点从辽朝寺庙、佛教经典、造像以及某些佛教学说的流行上不难看出。而渤海国崇尚佛教,灭亡后又被纳入辽朝版图。毫无疑问,渤海佛教也是辽朝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种种迹象表明,回鹘佛教也是辽朝佛教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而来自天竺摩揭陀国的佛教也可被视为是圣宗朝以后辽朝佛教的渊源之一。

辽朝菩萨信仰研究

菩萨信仰在辽朝极为流行。尽管八大菩萨的形象经常组合出现,但在辽朝的菩萨信仰体系中,以观音、弥勒、普贤、文殊和地藏五位菩萨为主。诸菩萨信仰的流行程度,与其本身的宗教意涵、佛教信徒的精神追求以及部分佛教经典的流布情况关系密切。而由于密教兴盛,辽朝菩萨信仰还体现出明显的密教化倾向。菩萨信仰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辽朝佛教义学的发展,并在信徒间形成了践行“菩萨道”的风气。

佛教信仰与辽朝

从整体上看,佛教对辽朝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重的,即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佛教信仰也成为了辽朝境内各民族的精神纽带之一,强化了各民族信众之间的相互认同心理,对于作为多民族政权的辽朝的政治局势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佛教信仰也使辽朝间接掌握了大量物质财富,并为维护辽朝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但也制造了一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