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历史超越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过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所创造全部物质财富的总称。它与人类社会所经过的各种物质文明形态相比,呈现出“共享性”“和平性”“可持续性“”开放性“”人民共富性“”人的全面发展性”,从而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崭新形态。

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评价指数研究

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2022年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总指数为34.33,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47.60%,年均增长率4.4%。二级指标中,制度与环境指数从6.42提高到8.96,资源与投入指数从3.80提高到6.38,产出与效益指数从13.03提高到18.99。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创新发展指数总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在制度与环境、资源与投入、产出与效益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未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未来推进创新发展,应进一步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为创新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同时,应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构建高质量区域创新体系,缩小区域之间的创新发展差距。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优势,既涵盖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体现了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深刻认识。从理论维度看,这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历史维度看,这是来自于对世界现代化历史、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价值维度看,这是彰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实的战略支撑和一系列成就组成的扎实基础。从实践维度看,这是落脚点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坚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全过程。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与对策

"中国式"产能过剩是由市场机制与政府深度介入经济合力作用下微观经济主体理性与非理性投资决策的畸形产物,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制度成本。"中国式"产能过剩难以治理的原因有二:一是特殊的形成机理,地方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合力推动产能扩张;二是较大的治理成本,导致各方难以承受。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应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断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做好相关制度设计,降低治理产能过剩的成本。

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受重视程度的提高,对全国和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变得日益迫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符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对“十三五”期间全国和各省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全面评价、分析各地区推动绿色发展的成效和不足,可以为更好地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实证依据。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总指数从53.03提高到66.44,二级指标中可持续发展指数从29.66提高到48.29,资源利用指数从76.38提高到82.78,环境保护指数从60.83提高到74.29。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欠发达地区,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水平上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优势较为明显,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中东部地区。未来推进绿色发展,应在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发达地区应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并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发挥。欠发达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加大对绿色技术的运用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双重创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双重创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韩保江，李宝权一、引言１９７９年以来十几年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持续快速增长，ＧＤＰ年均增长率达到８％，其中有近一半年份突破了两位数。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各发达国家，而且也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

政绩诉求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的关联性

绿色发展理想形态与社会制度形态长期角力,集中表现为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诉求所传导的制约性作用。藉此延展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可以综合分析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相关数据,整体考察政绩诉求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通过建模研究发现,政绩诉求越大的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阻力越大。三个体现政绩诉求的具体指标中,增长诉求、就业诉求、财政诉求构成一定差序格局。增长诉求对绿色发展的负面作用最大,说明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下,"保增长"对官员晋升激励会使其放松环境规制,通过粗放型的发展道路追求短期政绩;其次为就业诉求,财政诉求的负面作用最小。上级政府和公众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减弱政绩诉求的负面作用,表现为政绩诉求对绿色发展的阻碍在沿江城市小于非沿江城市。上述专题研究,可以为完善政绩考核体制、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资鉴。

我国城乡双重贫困的表现、原因与对策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不可避免。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并存。通过对城乡贫困的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提出应对对策: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能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数研究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将协调发展的内涵分解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本文构建了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经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协调发展指数达到67.05,比2001年的49.60提高了17.45。剔除权重因素后,2020年区域协调指数、城乡协调指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指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指数和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指数的百分制得分分别为88.13、62.72、23.69、43.25、87.58,各领域的协调指数在过去20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应通过深化财税、金融、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改革,在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补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短板。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出发,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博弈与风险、互信与共享等相关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在战略价值上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需求与供给能力可以很好耦合,但在战略实施上依然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需要在扩大战略互信和实现共享发展基础上,扩大彼此战略保障,以便确保一带一路倡议能取得更好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源流和主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从理论渊源来看,它不仅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充分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同时注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营养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果。从科学内涵来看,它是涵括了"一个新发展理念"和"七个坚持"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需要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实践中坚持和发展。

新中国70年工业化历程、成就与基本经验

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新中国70年工业化历程可划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快速推进期、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期四个发展阶段。通过分析各阶段的增长动力和结构特点,可归纳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经验启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政治保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制度前提;坚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关键举措;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重要路径;坚持发展理念创新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理论先导;坚持战略与规划引领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重要方法;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

当前,能否抵御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大考。要赢得这场“大考”,“多管齐下”激发中国经济蕴藏的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开放韧性、制度韧性、政策韧性、政治韧性是关键。为此,在思想上,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在政策方法上,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激发蕴藏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发展韧性”;在主体上,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有力调动各类经济建设主体的发展积极性;在政治保障上,要加强党对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

领会“包容性增长”的深意

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重要讲话中提出＂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时隔不到一年,他又于今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的《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致辞中再次强调＂包容性增长＂,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小康社会建设40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小康”目标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2月会见来华访问的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至今已整整40年。40年的小康社会建设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主旋律。本文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的历史节点,梳理回顾了40年来小康社会建设从目标提出到全面建成的4次历史性飞跃,将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经济发展在各项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目标导向、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途径。2020年将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应继续发扬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用“发展”提供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用“改革”破除现代化进程的艰难险阻,用“全面”引领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用“质量”设定现代化水平的更高目标,用“美丽”扮靓现代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扩大内需的前提

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良性循环与发展的战略选择。扩大内需的落脚点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使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然而,近年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成为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乃至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为此,应采取有力措施,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入手,积极扩大内需。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商投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客观存在并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混合、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一"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具有分工互补效应、竞争替代效应、混合共生效应、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等"四重效应"。守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不可侵犯"落到实处,大力保护产权尤其是非公有产权,彻底摒弃"所有制歧视";要自觉维护"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的动态平衡;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加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精气神"。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调整与创新

本文对过去十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成就和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约束条件,进而提出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选择思路与创新方向。

中国发展模式是怎样“炼成”的——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考察与思考

本文在全面回顾中国33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机理,总结提出了"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善于学习"成就中国发展模式、"勇于结合"生成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等五种形成途径,进而深刻揭示和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