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劳资冲突的特点与政府管理

劳资冲突可有冲突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当前冲突特点是群体性事件增多,破坏和暴力性增强且集体和组织化,最终矛头往往指向政府。原因是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权利意识增强,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两难困境,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对策是完善三方谈判机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探索政府管理和社会化解冲突的多元协同机制。

“问题化”逻辑:弱势群体抗争行动的一种解释

社会问题要经过公共权力系统的选择和过滤机制才能进入政策议程。基于此,"问题化"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推动问题解决的一种重要逻辑,即只有发生足够大的影响,具体问题才有可能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实际行动中,弱势群体综合运用了说、闹、缠三种技术,并且采取了形成众势和借助形势的策略。利益受损、中央政策、地方政府的面子、人多势众以及其他敏感性问题是弱势群体选择这种逻辑的筹码。传统文化遗留的青天情结、社会问题的非制度化处理产生的示范效应、弱势群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既有社会管理制度的缺陷是促成"问题化"的直接动因。剖析"问题化"逻辑,对于建立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强化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监管——基于24起罢运事件的分析

出租车行业的罢运风波凸显了该行业的恶性生态现状。引发罢运的冲突点集中反映了两类矛盾和一个指向,即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司机与地方政府之间因管理缺失和管理不当产生的矛盾,罢运的矛头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各地政府。罢运事件集中爆发说明出租车行业进入了问题多发期,折射了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在准入、数量、价格及行业监管方面的不当为罢运预留了制度空间。改善行业生态现状,促进该行业健康发展,政府要逐步放松管制,畅通利益表达和诉求沟通渠道,理顺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

中西方冲突管理的应急式与常规化

当前中西方社会虽然同样面临着冲突多发的难题,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应对思路和管理模式。西方社会的冲突管理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一种常规化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作用,提供多种常态化的表达选择,严格依赖制度和程序管理冲突。而中国的冲突管理则更多体现了一种应急式的思路,重救轻防、摆平理顺、被动反应、严防死守等倾向暴露出冲突管理中存在低效和无效的困境。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在于通过制度和程序的有效建构和完善实现常规化的冲突管理。

冲突管理取向:应急性与常规性的结合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冲突管理一般有两种取向——应急性与常规性。在我国发展的转型期,冲突的突发性、多发性和复杂性特征要求冲突管理要结合两种取向。在当前的冲突管理中,一些地方政府多以应急性管理为主,常规性管理尚显不足。为此,加强冲突管理必须融合这两种取向:提高冲突的常规性管理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提高冲突的应急性管理能力,从变化中探寻规律性;以制度和程序为抓手,实现两种管理取向的有效对接。

社会冲突的常规化管理:必要性、障碍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冲突的高发期,尤其以各类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对此,不论是政府的现实应对还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应急化管理的思路。冲突的应急化管理固然很重要,但是从它与常规化管理的关系以及当前冲突的生成过程来看,无疑是加强冲突的常规化管理显得更加重要和更为关键。不过,实现冲突的常规化管理面临着压力型体制、政府"一家独大"的社会管理格局、体制性迟钝、冲突过程兼具合法性与非法性、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等体制性和现实性的障碍。有鉴于此,可以尝试从冲突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程序化和层次化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

互补与协同:中国劳资冲突的多元化解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劳资冲突呈现多发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与权利意识增强的矛盾、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两难困境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等。在当前劳资冲突的管理中,政府应该立足于加强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为劳资关系双方能够顺利进行协商与谈判创造制度环境和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协调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冲突呈现出多样化、复杂性的特点,这些冲突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对我国经济、社会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将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与思考。社会冲突的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来讲是必然的现象,同时也为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如何协调、控制社会冲突,并因势利导使社会冲突纳入良性运行的轨道,这是我们必须着重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基于政治用语的视角

政治用语,是指常态政治生活中惯常使用的话语或术语。不同的政治用语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政府过程学说旨在研究和揭示政府实然运行的过程,而中国的政府过程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府过程。从政治用语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彰显了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当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它既有其独到的优点,也不乏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以后的发展中应当着力完善和改进。

冲突化解中的第三方干预研究综述

冲突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有关冲突的化解实践和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主线或两个角度,即作为局内人的冲突当事人和作为局外人的第三方。冲突化解中的第三方干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方及其特质,第三方干预的原因,第三方的角色和干预方式,第三方干预的影响因素,第三方干预的结果或效果以及国际冲突领域中的第三方干预等几个方面。现有的第三方干预研究无疑对当前中国如何应对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第三方干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旨趣。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抗争研究:抗争剧目、基本假设与生成机制

社会抗争是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集体行动在抗争过程中被公众认知为直接而有效的手段,社会抗争也越来越多地以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为主要剧目和表演手法。这源于最初在利益博弈格局中明显处于弱势的一方试图借助各种动员策略,聚合成集体行动以改变其不利处境。现实的社会抗争中,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量,集体行动普遍呈现为一种渐次升级的线性谱系。深层次上,利益受损是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地域共同体是集体行动动员的现实基础,收益预期是集体行动转向的催化剂,非制度化的处理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机遇。

近年来国内“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研究

"无直接利益冲突"自提出以来,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实务部门的广泛热议和关注。研究中也出现了"非直接利益冲突"、"半直接利益冲突"、"社会泄愤事件"等说法,它们共同形成了此类冲突研究中的一组相似性的家族概念。从总体上来说,学术界主要从社会文化、社会变迁和基层政府管理的视角对这种冲突现象的各种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就已有的文献而言,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追因研究上,而追果研究路径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社会组织融入社会冲突管理的时机找寻

冲突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冲突管理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从现实层面看,转型社会时期冲突成为显像和常态,政府管理冲突存在的失灵和低效问题客观上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相对于政府,社会组织自身的各种优势,使其能够分担和发挥一些政府力所不及、意愿不强、需要协助甚至是被忽视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也仅仅是美好的理论设想,对冲突管理的现实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实际参与的空间、层次、范围和阶段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与它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有关。适应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形势,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改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克服存在的不足,才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实现与政府的呼应互补。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产生、分歧与前景

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系列思想大分化,形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两大思潮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论争更是近年来知识界内部一次少有的交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思想渊源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两派对现实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认识存在激烈的争论。

试论行政忠诚的价值

行政忠诚是指在行政过程中,对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行政忠诚是行政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是廉政建设的道德底线,行政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忠诚道德不可或缺。

问题与对策:社会转型期的行政忠诚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行政领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忠诚度滑坡的问题,这是由于转型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并存与相互冲突,权力异化,行政人员角色多元化,以及处罚制约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不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管理实践中,都应该重视行政人员忠诚道德的重塑。要树立理性的忠诚观,规范忠诚的内容,完善忠诚的制度保障。

转型时期行政不力问题的危害、原因与治理

行政不力是指行政主体在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尽力、不用力、低效率、成效差等现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强大的历史惯性以及制度的急剧转换,使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及时消除,而新的制度与规范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行政不力现象显得尤为突出,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政府权威,不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治理行政不力现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正视。

行政不力产生的原因及治理途径

行政不力并不是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行政不力问题在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不力其实就是行政管理不力（或行政执行不力）。近年来的许多经济、社会现象特别是各种灾难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似乎都在印证政府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乏力和缺失。

维权抗争中的地方政府管理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维权抗争趋于对抗性和激烈化的表现和结果。维权抗争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冲突的性质和主要特点。对当前的维权抗争需要及时回应并有效治理。在应对维权抗争时,地方政府暴露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抗争者对地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压力型体制以及社会组织在抗争中的缺位。地方政府必须创新管理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公共冲突化解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公共冲突是指事关公共事项或公共利益的冲突。公共生活的绝大部分都与公共冲突有关,这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冲突化解中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具体而言,在公共冲突化解中,政府的角色应该定位于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冲突的缓和者和应急处理者,谈判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利益的调控者和均衡者,法律、规则与秩序的提供者和保障者等方面。对此,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点: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畅通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推动多元冲突化解机制的完善,积极探索有效的公共冲突化解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