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黏度、嵌入路径与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

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时代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以何种形式嵌入不同类型的社区成为考察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变量。基于社区治理黏度和技术嵌入路径建立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类型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不论数字技术以何路径嵌入社区,治理黏度较高的社区会借助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遵循内化策略推动数字化转型有效落地。相对而言,治理黏度较低的社区不得不外求于科层压力资源,以运动式治理应对数字化转型,或者遵循个体理性逻辑,重回“闹大”逻辑诉诸科层机制回应民众诉求,限制了数字赋能社区协同治理的可能性。以社区治理黏度差异为起点采取差别化的嵌入策略,有助于推动在地化、实质性、可持续的数字治理创新。

国家统筹能力的数字化建构——基于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考察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及异地办事诉求的剧增,亟需国家统筹推进全域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在数字政府建设中,业务导向的“竖井化”和地方导向的“属地化”,成为国家统筹推进跨域治理的关键难题,具体表现为治理界面的分散化、创新扩散的局域化和层级治理的阻滞性。考察我国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开放嵌入性,为治理界面分散化的跨界整合提供了技术架构;区域协作体嵌入一体化平台,为跨域治理创新局域化的串联式扩散提供了组织网络;高频事项清单的渐进调适,为层级治理阻滞性的敏捷迭代提供了制度基础。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赋能国家跨域治理和层级互动,为理解国家统筹能力的数字建构提供观察窗口,构成理解数字时代国家能力转型的重要维度。

公民在场、政府效能评价与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实践为例

提升政府效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融合下的电视问政为公民在场参与政府效能评价提供了可能,经由现场直播和场内外互动形成的舆论压力及其引发的行政问责,成为公共部门提升政府效能的驱动力。公民在场、媒体融合和行政问责构成电视问政提升政府效能的运行机制。电视问政的优化应积极介入公共服务项目的事前协商,构建"事前协商-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一体化平台,实现电视问政对政府效能提升的全流程覆盖。

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

既有研究大多数从外部技术变迁的角度,将平台型政府视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政务服务平台,忽视了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基于权力结构、核心职能、资源分配机制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区别于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治理范式,平台治理范式将政府定位于助推自身与市场、社会、个体互动、协商、协作的平台构建者。置于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场景,平台型政府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党政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政府形态。平台型政府概念可以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之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政民互动平台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的比较案例分析

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两个维度构建政民互动平台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分类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政民互动平台对公众的赋权充分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互动性;政民互动平台设置的参与议题与公众诉求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获得感,二者的交互效应影响着公众参与有效性,并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间的差异。加强平台赋权的制度建设、构建议题设置的协商机制,是政民互动平台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决定因素。

协商参与嵌入政策体系:基层政策执行困境的破解路径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是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大多基于个案研究考察基层治理复杂性对基层政策执行的影响,并未系统梳理产生政策执行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破解路径。政府间信息传输的科层悖论导致政策之于民情的回应性困境;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分利秩序的结构张力使得政策的权威性分配遭遇调适性困境;基层多元主体长期互动中的信任缺失使得基层权威面临动员性困境。根据协商参与理论将层级治理和政策过程整合起来,构建协商参与嵌入政策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协商参与平台为中心连通协商式政策分析与协商式政策回应,包容和吸纳基层利益诉求和民间智慧,为破解基层政策执行困境提供总体架构。

公共活动、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中的社会动员——基于L村“会首制”的个案考察

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乡村文化惯习的多样性造就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也为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样本。L村的民间香会活动以民间信仰为心理契约,建构起"会首制"为载体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获取渠道,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在公共交往活动中社会资本得以加强和重构,并借助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实现基于社会记忆的传承演进,由此产生的社会动员能力对正式制度理性下的农村现代化具有较大影响。

中国高校智库的组织变迁、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高校智库是中国智库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智库为其他类型智库提供思想观点、政策研究和咨询人才,构成智库体系的学术基础和人才储备池。高校智库发展存在着定位不明确、智库运作经验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高校智库发展应定位于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反思性政策评估研究,从"加强内外部整合、开展基础数据调查、提升现代智库运作能力、重视地方高校智库建设"四项措施着手,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影响力。

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以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

从智力吸纳到协商共识:中国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性——基于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演进的视角

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治理亟须技术专家的科学知识和经验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撑,形成以技术专家为主的智力吸纳阶段;中央顾问委员会及省级顾问委员会撤销,退休官员失去作为政治顾问影响政策的平台,转而选择加入决策咨询委员会,国家治理对社会建设、依法治国、生态建设等领域的重视,使得政府吸纳上述领域的专家进入决策咨询委员会,形成各领域专家主导的多元智力吸纳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后,地方政府探索将社会咨询委员会等公众参与模式整合进决策咨询委员会,形成以共识为导向的协商民主模式。

嵌套式回应:民生政治运行的制度体系及其实现机理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彰显制度和治理优势的重大命题。既有研究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之于国家治理正当性的政治价值,缺乏对民生政治运行制度体系及其实现机理的系统考察。嵌套式回应构成中国民生政治运行的总体特征。宏观制度层面,以“五年规划”为主线的嵌套体系为共性民生议题的嵌套式回应提供总体性架构;中观组织层面,以“项目制”为主线的条块嵌套结构遵从科层合理性逻辑,推动着民生政策的梯级扩散;受制度和组织嵌套体系的双重框定,微观行动层面地方政府以“多任务回应”为主线的民生政策议题选择表现出典型的策略性特征,揭示出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持续回应民生诉求的制度优势及其转化为民生治理效能的实现机理。

政策预期、资源动员与朝令夕改政策过程的生成

既有研究普遍将朝令夕改的发生归于政策质量问题,缺乏对朝令夕改政策过程生成机理的系统考察。基于政策预期和可动员资源两个维度构建朝令夕改政策过程类型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特定政策的利益损失感预期是诱发关键利益相关者影响政策过程的根本动机,不同利益相关者则因其可动员资源类型的不同而选择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朝令夕改政策过程发生的关键因素。构建多元协商的政策生成机制,将多元参与的政策纠偏功能前置,可以有效降低朝令夕改的发生概率。多元主体参与背景下政策过程的优化亟待加强政策参与渠道的制度化供给,并致力于政策参与渠道在不同社会群体上的均衡分布。

考核控制、资源适配与议程超载下的基层形式主义

现实中,各级政府往往通过加大考核力度、推动治理资源下沉等来解决基层形式主义,但并未达到根治基层形式主义的政策目标。基层形式主义是议程超载下基层的选择性应对。基于考核控制权和治理资源的适配关系构建基层形式主义的类型学矩阵,将基层形式主义分为政策悬浮、政策空转、政策展示和政策内卷四类,探讨考核控制权和治理资源在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间的错配对基层形式主义的影响机理。议题设置权决定着考核控制权和资源配置权的互动。基于此,构建上下互动的基层议题生成机制,有助于调适考核控制权与治理资源间的错配关系,为理解和解决基层形式主义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基于SWOT的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潜力分析

提高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的单产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攻关项目之一。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3大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纵向比较、横向国际比较及区域比较分析,我国3大粮食作物单产成绩显著,但同时暴露出单产增速低、国际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此,运用SWOT分析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的优势、劣势、威胁、机遇,可以得出:3大粮食作物单产水平以及潜力提高必须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及科技推广,弥补劣势,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实现单产水平的有效提高。

走向在线业务处理:网络问政研究转型的考量

以2008-2012年间CNKI数据库收录的89篇网络问政研究论文为对象,对其信息集中度进行关键词频次分析,并与同期电子政务和微博问政研究论文分布进行对比,发现网络问政研究论文总量不足,集中度不够且与网络问政研究和电子政务研究关联度不高。结合网络问政本身的特性及其阶段性定位,本文提出网络问政研究是电子政务发展的一个节点,对其研究也应置于电子政务发展的历程审视,由此得出网络问政研究必须走向在线业务办理的假设,并就此从基础、过程、关键三个方面提出网络问政走向在线业务处理的路径分析。

管控压力、利益面积与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类型及动态转化

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社会抗争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既有研究集中于个案分析,对底层社会抗争的差异性缺乏系统解释。基于管控压力和利益面积两个维度建立社会抗争类型学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管控压力影响着社会抗争的隐性或显性特征;利益面积则决定着社会抗争的个体或群体特征。行动者对管控风险预判的理性选择是不同类型社会抗争间相互转化的决定因素;对弱者身份的塑造和运用,新媒体传播的闹大策略和围观效应,使得社会抗争日趋网络化,并呈现出线上线下互动转化的态势。积极回应社会抗争的利益诉求,加强社会风险的防控化解,提升网络社会治理能力,是适应社会抗争网络化的必由之路。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三重逻辑及实现路径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一重要论断。社会活力的解放和增强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解决路径。从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三重逻辑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逻辑的延展。三重逻辑运行的构成要件是:问题、组织、规则、行动、场域。基于社会逻辑自身属性的分析,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实现路径可以从目标定位、发展组织、放宽限制和善的行动四个方面做出解释。

绿色价值链推进环境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究——基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

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多元主体间价值、利益的结构性困境导致环境协同治理大多停留于倡导阶段。通过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构建绿色价值链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环境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评价指数的发布,激活和提升了社会对企业污染行为及政府监管的舆论监督有效性,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信息支持;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等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使企业成为推进环境协同治理的主动参与者,是构建绿色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环境协同监管良性的反馈闭环,有助于培育环境协同治理必需的社会信任,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推动着环境协同治理的持续发展。

以协商式参与制度化破解公众参与困境——基于结构、过程、行动的视角

基于“结构-过程-行动”的分析发现:参与机会结构层面的非均衡分布,受宏观参与机会供给、中观具体制度保障和微观个体获取机会能力的影响,引致民意表达的代表性困境;参与过程层面的沟通话语障碍源于共识机制、中介机制、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引致协商不足的共识性困境;机会结构层面的非均衡分布和参与过程层面的沟通话语障碍使得公众政策参与陷入非制度化参与的无序性困境。协商式参与制度化有助于将民意贯通于政策过程的多层、多元协商之中,契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

区域规划政策过程中智库互动的生成逻辑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需要厘清智库间的关系。有别于西方智库间的竞争关系,中国智库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互动。本文以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政策过程为个案,考察国家智库和地方智库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控制激励型"央地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府致力于区域政策升级的行为选择,成为智库间互动的发起者;"协商共识型"的公共决策模式为智库间的互动提供制度基础;智库间的优势互补、业务联系和地缘关系网络为智库间互动奠定微观行动基础,由此构成区域政策过程中智库间互动关系生成的三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