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价值与实践路径——以桂林抗战文化资源为例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积淀,是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升华,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极为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抗战史上十分辉煌与灿烂的篇章,它所遗留下的丰富抗战文化资源拥有极为深刻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意蕴。通过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应用价值进行有效挖掘与整合,将其有机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立德树人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有效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促进优秀红色基因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万物和谐”理念的生成逻辑与实践维度

“万物和谐”理念,即“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把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两大核心要素“和谐”与“共同体”融会贯通于一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实践指南。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生态观从何者为人、何以为人的根本出发,为“万物和谐”理念探究人之自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在实践中从幼年走向成熟,为“万物和谐”理念探索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走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实践“万物和谐”理念,需要从现实的个人维度出发,转变思想观念和道德认识,从合理的生产维度出发,诉求“生产正义”。最后,需要以一种鲜明的世界向度,超越“生态帝国主义”,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

民国时期家庭制度变迁的路径与逻辑--以广西桂林地区为例

家庭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变迁实际上是一个时期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缩影与体现。民国是中国社会新旧嬗变的时期,也是家庭制度变迁的发轫之初。桂林地区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转变的冲击下家庭制度存在深刻变化,家庭婚姻观念的自由化、家庭权力归属的平等化以及传统家庭功能的弱化,揭示了桂林地区民国时期社会层面深刻的变动。但是,家庭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失衡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国时期旧有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存在的深刻弊端。

中共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构建路径及特点研究（1938.11—1944.10)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大批文化人士、民主进步人士汇聚桂林,从此,桂林成为抗战文化城。中国共产党重视把桂林建设成为抗战文化基地,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通过政治领导、舆论宣传、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发展教育四个主要步骤,着眼于抗战文化的现实性与时效性,采取隐蔽与灵活的传播与构建方式,高举抗战与民主的大旗,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时代内涵与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法治与德治”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与创新战略,不断丰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时代内涵,即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以德治国是以道德教化人心,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以德治支撑法治。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突出人民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树立宪法至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以法治保障德治、以德治支撑法治,全面深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实践道路,续写中华民族法治建设新篇章。

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哲学意蕴与多维认同构建

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丰富哲学意蕴饱含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思想与社会矛盾理论观点,是自我价值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人的本质实践生成论的题中之义,也是历史视角与时代眼光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矛盾动力论的题中之义。因此,以青年为主体,构建基于文化认同的自我责任、价值认同的社会责任与信念认同的民族责任,使青年个人与社会、国家成为一个相互联结又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是培育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基本遵循与实践指向。

新征程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理论源泉关系探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征程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但归根结底,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科学社会主义是源头,是根子,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在新征程40周年之际,中国的发展更需要探本朔源,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不断沿着这面旗帜大胆创新,中国的发展才会有更大的希望,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被不断丰富与发扬。

马克思主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传播策略与特点研究

在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始终牢牢把握进步文化的领导权,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传播。坚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平行支部与实施单线联系;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利用新桂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矛盾为自身发展提供便利;确立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鼓励优秀文化产品创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与大后方人民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现实制约与路径选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经济内蕴,并以此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三重逻辑关系的融合,呈现出“产业模式—制度保障—价值旨归”的完整互动结构。囿于我国区域生态质量分异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不充分不协调“、双碳”目标面临多重挑战、生态文明制度存在短板等状况,因而在推进现代化的生态转型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鉴于此,可重点从产业布局调整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生态转向、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健全适配现代生态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入手,从而进一步构建和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950—1965年广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演变与成效

1950—1965年,广西主要通过“民办公助”的方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可划分为恢复(1950—1952)、起步(1953—1957)、高潮(1958—1960)、调整(1961—1965)四个阶段,呈现出发展、短暂出现偏差、经过调整再次发展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合理有序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空间布局,改变了解放初农田水利设施残破不堪的局面,使得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资本至上的生态审视与超越

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至上。资本至上主张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自然力在创造财富价值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自身的存在方式相分离。在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中,“深绿”“浅绿”生态思潮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发挥了为资本至上的辩护作用,“红绿”生态思潮没有立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式,缺乏切实可行的路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逻辑体系,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以绿色发展超越片面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生态现代化,贡献了铸就美丽世界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