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测度与地区差异研究

基于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本文测度了我国省际(区域)及不同产业的省内(区域内)循环、省际(区域间)循环和国际循环,并探究地区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2012年、2015年和2017年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大循环占比均值为92.75%,省内循环占比由2012年的57.17%下降至2017年的54.40%,省际循环占比由2012年的34.74%上升至2017年的38.77%,省际间经济贸易呈上升趋势,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良好。分区域看,西北地区区域间循环占比最高,华南地区国际循环占比最高,华中地区区域内循环占比最高。分产业来看,农业的省际循环占比最高,制造业的国际循环占比最高,服务业的省内循环占比最高。我国省际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组间,观察期内平均组间差异贡献率高达64.13%。本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省际(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实际意义。

中国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确立的以不变价格劳均价值增值测度全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的非均衡性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观察期内,中国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且低于第二产业的全劳动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是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的非均衡性和总体地区差异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显著下降,但仍是总体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服务业细分行业全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普遍比服务业整体高,生活性服务业全劳动生产率地区差异比生产性服务业低。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研究

基于2013—2018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考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属于中度耦合协调类型;华南、华北和华东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华中和西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城市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随城市等级的降低而下降;长江流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高于黄河流域,均属于中度耦合协调类型。中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逐年减小,超变密度是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七大区域和不同等级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与全国走势基本相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且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

企业转移模式、本地化嵌入行为与知识转移绩效——基于SCP范式的分析

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生产系统与知识系统的共同转移,是承接地获取新知识、实现知识创造的重要途径。基于SCP(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及复杂网络视角,研究了产业转移中转出方企业转移模式及承接地集群网络结构通过影响转移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机理,并通过构建知识转移动态仿真模型,比较分析了不同转移模式及集群网络结构下的知识转移绩效。结果表明:在不同转移模式及网络结构下,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及知识转移绩效存在显著差异;相比无核网络,有核网络对促进集群知识转移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在无核网络中,合资企业对集群中合作企业的适度更新能促进承接地集群知识转移绩效提升;在有核网络中,组团式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对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行为,也对承接地选择适宜的招商策略和集群发展战略、促进企业知识转移、提升承接地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地区创新质量的路径与特征研究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快速融合,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方式,激发了创新活动新场景、新赛道,对提升地区创新质量并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带来新动能。基于数字经济与创新质量的内涵,构建数字经济和创新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以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分析数字经济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地区创新质量,通过将创新质量分解为创新潜力质量、创新溢出质量和创新产出质量,发现数字经济对创新溢出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对创新潜力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小;(2)数字经济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增效应,即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对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强,数字经济对创新溢出质量的门槛值最低,对创新产出质量的门槛值最高;(3)数字经济促进地区创新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溢出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且最显著,对创新潜力质量和创新产出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数字经济对地区创新质量的深层作用过程,为地区高效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创新质量提升提供客观证据和政策依据。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规模测算、非均衡性与地区差异研究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省际数字经济规模,并分析其特征、非均衡性和地区差异。研究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研究发现:中国省际数字经济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横向比较来看,省际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生产阶段,数字经济生产增加值占数字经济总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纵向比较来看,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四川省和上海市的数字经济规模常年保持领先地位。观测期内,省际数字经济非均衡性波动上升,且有一定的两极分化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两极分化趋势尤为明显。省际数字经济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区域间差异是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0.01%;中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自组内,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则主要来自组间。研究创新: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数字经济测算框架并完成中国省际数字经济规模测算,进而采用Kernel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及三大区域数字经济的非均衡性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价值:明确了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特征及地区差异,对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2013-2018年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的事实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地区创新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实用型和外观型创新的驱动作用显著强于对发明型的驱动作用,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驱动地区创新发展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且对不同创新类型的中介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地区差异,发达城市的数字经济创新效应显著高于经济水平落后城市;知识流动在同级别城市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跨级城市,知识流动在经济落后城市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经济发达城市。数字经济能通过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强强合作”与均衡发展,为中国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重要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