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还是“政治人”:半导体超级企业的策略选择机制

在美国点名施压之下,为何全球半导体超级企业在中美两国间的策略选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既有研究对于高科技超级企业在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的决策机制关注不足。超级企业的策略选择受到外部大国关系和自身“经济人”“政治人”属性的影响,当体系内大国关系处于合作的良性状态时,“经济人”逻辑占据上风,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中自主决策,理性地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当大国关系为竞争甚至走向对抗时,“政治人”逻辑则占据上风,企业“政治人”属性的强弱决定其如何应对美国的政治胁迫,进而决定能否进入下一阶段遵循“经济人”逻辑的决策环节。台积电、英伟达和阿斯麦的策略选择能够为这一分析框架提供经验证据。该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背景下高科技超级企业的决策机制,也对中国和中国企业在技术变革时代分析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行为逻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国家安全

量子信息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量子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以探究量子理论、量子技术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及国际关系理论为研究目标的“量子化国际关系”路径开始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关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量子化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条路径,即分析量子概念、量子世界观对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经典理论的影响。从量子信息技术的三大应用方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精密测量)入手,探究量子信息技术如何影响国家及国际安全的既有格局,可填补“量子化国际关系”研究第二条路径的相对缺失。量子计算由于算力的巨大提升可能会对现有信息安全加密体系造成根本冲击,量子通信由于其加密的绝对性,反而又为各国信息安全体系的重构提供了可能。作为量子精密测量应用方向的代表,量子定位系统在精度、抗干扰、保密性方面的改进将有力增强各国的军事能力与国防安全,量子雷达对隐身目标潜在的准确探测能力则有可能影响目前的大国战略平衡。

弱国升级不对称领土争端的行为逻辑

在与强国的领土争端中,弱国为何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领土争端?既有研究对于不对称形态的领土争端以及弱国的升级行为逻辑关注不足。由于争端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对称形态的领土争端对弱国的争端行为选择与强弱双方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弱国决策者的被惩罚预期与国内社会的受害者心态,是影响弱国升级不对称领土争端的两个重要因素。弱国决策者预期升级行为不会引发强国的严厉惩罚,将促使其对升级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果持乐观态度,构成弱国升级领土争端的战略机遇。弱国在与强国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受害者心理,促使其接受使用武力的潜在风险,构成弱国升级领土争端的战略动机。弱国的升级行为最终受到机遇—动机的共同作用,既是源于预期强国行为反应所带来的宝贵机会窗口,也是受害者心理形成与释放的结果。1982年阿根廷—英国马岛战争与2008年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两个案例,可以为这一分析框架提供经验证据。该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理解不对称领土争端的爆发与升级,同时能够为中国周边领土争端的反复发生提供现实启示。

拜登政府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战略分析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不断强化联盟外交,重新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构建多圈层印太联盟体系,推动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之间加强互动。联盟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印太战略》以及对华、对俄战略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美国视为战略资产、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战胜竞争对手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依靠力量。然而,美国的联盟战略始终面临来自美国自身和联盟体系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和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应该高度关注美国联盟体系不断加强并且日益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现实,在保持中俄美三角战略稳定的基础上,着力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积极发展与美国的欧洲和印太盟友之间的关系,防止国际体系再次陷入阵营对抗或出现“反华联盟”。

国家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兼谈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

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大战略是否过时、美国大战略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争论激烈。对美国大战略的不同认识与大战略概念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密切相关。大战略这一概念体现的是国家的目的性、规划性和利弊权衡的理性,是外交决策者审慎选择、理性行为的过程。而大战略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受到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根植于国家战略评估、决策、落实等整个过程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部分,大战略深受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遵循着理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下的复杂逻辑。理性和不确定性对大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大战略的行为主体能否取得共识并进行理性决策,国家能否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评估大战略的内外环境,以及大战略在不同阶段能否保持连贯一致并得到有效落实。从战略决策、战略环境、战略实施这三个主要方面来看,受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共同影响,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表现出清晰与模糊、稳定与摇摆共存的复杂特征。理性、明智的大战略对于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决策者对大战略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也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

拜登政府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的逻辑悖论

“芯片之争”是当前美国对华科技围堵的焦点。美国拉拢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试图对内重塑美国民主体制、强化芯片供应链弹性,对外重振同盟体系、遏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意欲借重塑“民主”认同之名,实现维持技术“霸权”之实。此举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存在脱节,是拜登政府推行“民主技术联盟”的典型代表。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成员间的利益博弈以及芯片供应链结构制约等因素导致“芯片四方联盟”的有效性面临挑战,但该联盟仍会给成员的技术安全和现有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分工带来冲击,并可能对中国的芯片供应安全与技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对此,中国在积极释放合作信号、争取更多国家支持的同时,需要弥补先发优势的不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拜登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高技术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政策工具。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呈现高技术物项出口管制精准化、美商务部自由裁量权扩大化、单边转向多边出口管制联盟化以及对华出口管制理由意识形态化的新特征。拜登政府尤为强调高技术竞争对中美战略博弈走向的决定性意义。究其根源,既有高技术本身“创新加速创新”特性的影响,又有中国高技术崛起对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和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冲击。虽然美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其促进出口的目的对立、美商务部加强管制与其能力不足的掣肘、同盟政治与盟友国内利益的分歧以及美国推行“民主”与护持霸权的悖论等限制性因素影响对华技术制裁效果,但出口管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市场,增加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被阻断的风险。有鉴于此,中国应通过构建风险预防体系、“非对称”反制以及善用维权等途径,来应对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不断升级。

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逻辑分析

为什么近年美国政府执意采取强硬对华政策,使两国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既有研究普遍基于整体主义视角,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强调“安全困境”“霸权之争”“理念分歧”是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的主要原因。然而,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国内政治逻辑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通过分析总统、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利益集团和美国公众的个体利益诉求,从国内行为体视角理解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助于探究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国内政治动因。囿于美国联邦立法机构内部的党派斗争,总统与国会难以缓解愈演愈烈的社会经济矛盾,试图通过污名化中国的方式转移国内注意力,从而暂时掩盖国家治理困境,实现提振支持率的目标;在政治精英误导下,美国公众舆论认为中国崛起威胁美国经济安全,选民排华情绪持续升温;同时,美国利益集团获益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豁免,对中美战略竞争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些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施压,并不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后果。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国内主要行为体的个体利益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存在尖锐矛盾,尽管中美合作仍整体上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然而,在不同国内行为体的个体利益驱动下,总统、国会两党、利益集团和公众共同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全面强硬对华政策。

“全球摇摆国家”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情况下,美国想借助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家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由此美国学界提出了"全球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所谓"全球摇摆国家",主要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其主要特征是,强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占据中心地位;民主政体以及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美国企图在适当满足其变革诉求的基础上,使其坚定地支持现存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然而,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以使其更公正合理,才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之道。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负面影响

出于对自身优势的过分自信和未来前景的焦虑,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成为一种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有着夸大中美权力转移所带来危险的倾向。美国不肯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应有的安全需求和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鼓动其亚太盟友挑战中国,试探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中美要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双方首先需要防止中美关系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溢出"非敌非友"的框架。

公众外交: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美国公众外交是指美国政府针对其他国家民众采取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美国的公众外交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对外宣传美国的政策 ,特别是外交政策 ,目的在于赢得外国民众对美国的支持 ;二是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 ,实质上是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美国公众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 ,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联合国安理会制度有效性的考察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是衡量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从制度的功能到制度效果的研究轨迹,通过对2000-2005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所处理议题的分析,利用设定的评估方法,考察联合国安理会职能运行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它目前职能的发挥是复杂的,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性的议题中安理会的职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制度有效性较差,而在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和全球性议题上安理会相对可以发挥比较充分的作用。

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当前,作为全球化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出很强的"逆全球化"动向。从全球化进程中三个主要生产要素——商品、资本、人员等——的自由流动给各国带来的影响来看,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演变出现了不利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在商品的全球流动中,西方国家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地位不断下降、贸易逆差日益扩大,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的趋势使得其贸易赤字无法得到有效的弥补,出于其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考虑,美欧等发达国家便提出了反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等主张。人员的自由流动及其带来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恐怖组织利用,而成为恐怖主义最主要打击对象的欧美等国则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为保障自身安全,西方加强了对人员流动的监管和限制;此外,外来移民(难民)的大量进入引起的难民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则直接造成了西方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风潮。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美国对中资并购实施安全审查的经济民族主义分析

后危机时代,外资并购美企股权或控制美国境内生产性资产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投资领域盛行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在此影响下,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呈现出借助并购审查制度限制外资准入、政治力量公然干预个案审查程序及外资安全审查导致"商业问题政治化"等三大趋势。美国政府和国会内的保守势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频频对中国公司正常的并购业务进行限制和干预,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已成为制约中资企业赴美并购成败的关键变量。从"国际体系内中美实力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逻辑下利益博弈"的视角来看,中美实力竞争、经济技术博弈和国内选举利益考量是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外资并购审查领域肆虐的主要根源。

“特朗普主义”:内涵、缘起与评价

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进行了众多变革和颠覆,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被各种词汇不断“标签化”的背后,弄清何种“主义”支撑和指导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明确此种“主义”成型的原因、研判其自身的局限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三年多发布的官方文件及其实际战略作为进行剖析,认为“特朗普主义”具有如下基本内涵: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的具体政策指针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单边主义与强制主义外交风格。此外,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还体现出“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两项特点。国际格局的持续变化,政党政治和社会主流认知变迁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综合作用是“特朗普主义”最终成型的原因。“特朗普主义”除对国际秩序造成诸多负面冲击外,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本身受到美国内部的广泛批评。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不确定性、国际合作困境与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

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现象最突出的特征——不确定性的增强及国际合作的困境——如何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在回顾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可以从相对收益的视角对当前国际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考虑增强,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因此出现了主张"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等"逆全球化"的动向以及鼓吹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反建制"的思潮,国际合作进程因而陷入困境。对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国际贸易、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相对收益的考虑极大影响了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行为。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联盟是国际关系的常见现象,如何与对手联盟相处也是国家经常面对的重要问题。当面对一个敌对性同盟,如何使权力斗争的结果于己更为有利,不仅涉及加强军备和结盟,也关乎对敌对同盟的分化。实际上,楔子战略正是国际关系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理论化”的成果。根据对敌对联盟不同成员采取的手段不同,楔子战略具体可分为奖赏、选择性奖赏、对抗和选择性对抗四种类型。从现有理论研究看,将楔子战略作为一类外交行为规律的探索是重点。通过拓展研究视野可以发现,预阻敌对联盟的形成或对敌对联盟进行分化、瓦解的思想智慧由来已久,且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实践,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就是其中的代表。结合楔子战略的相关理论内涵与中国面临美国联合“遏制”的现实,准确识别目标对象的利益诉求,在“因国制宜”和慎用强制的原则基础上追求对美国遏华“战略包围圈”进行“重点性预阻”与“技巧性分化”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