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联合自体贫血小板血浆在 恒牙撕脱伤中的应用评价

目的:探讨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DF-1α)联合自体贫血小板血浆(PPP)在恒牙撕脱伤中的治疗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3月—2022年3月衡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恒牙撕脱伤患者144例(患牙152颗),随机分为试验组72例(患牙76颗)和对照组72例(患牙76颗)。对照组行常规再植术,术前使用PPP生物液浸泡、冲洗根尖。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离体牙再植前在牙槽窝内植入SDF-1α。术后随访12个月,比较2组植入成功率、术后咬合疼痛程度、龈沟液中炎症因子表达、血清生长因子表达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采用SPSS 19.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对照组患牙再植成功率为90.79%(69/76),试验组为98.68%(75/76),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2天、3个月和12个月,2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逐渐降低(P<0.05);各时间点疼痛程度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2组患者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显著降低(P<0.05),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2组患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因子(sICAM-1)升高,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1个月,2组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升高,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PPP联合SDF-1α用于恒牙撕脱伤治疗,延迟再植成功率高,且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论阮籍的玄学“气本论”及其思想价值——兼就“大人形象”的属性问题与前贤商榷

通过对阮籍相关诗文的综合分析,发现:较之嵇康,阮籍“气”论带有更浓厚的本体论也即“气本论”色彩,在他看来,混然无形、自然化物的“元气”乃是一至善本体,它所化生的万物天然和谐,无需任何外力干预。与此相应,他最理想的社会也是无君。他所塑造的“大人形象”并不像前贤所说乃代表着主体精神的超越,而只能解为大道的化身;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气本论”创始于张载的观点值得商榷,这对阮籍是很不公允的。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范例

一方面王国维深受西方“形象直观说”的启发,将“境界”的“不隔”视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特质,弥补了中国文论的不足,打通了中西文学的联系,奠定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境界”“不隔”等概念的选择上,还是在实现“不隔”的途径上,王国维又都切实行走在中国文论的大地上。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王国维不仅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奠基者,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开创者。他在文学可感性问题上所作的阐述,不仅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也呈现出高超的中国智慧,可以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程度上,都堪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范例。

课程思政在生物学新课标中的体现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育人目标,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课程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文章对新课标中的思政元素进行分析,挖掘新课标中的思政功能和价值,并就如何实现新课标中的课程思政要求提出了教学建议。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突出问题与科技对策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关键,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描述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基本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产出效果的地区差异

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存在差异 ,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产出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 ,通过对 1 5年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产出的比较研究 ,确定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 ,为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在不同地区的投入方向提供参考依据。

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

《老子》在文体上属于“箴”,《论语》在文体上属于“语”。“箴”的制作者是官师,“语”的传播者是庶民。先秦诸子文体正是由先秦官方之“箴”下移为庶民之“语”,然后才渐次发展起来的。

论当下我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却并不明显。其主要表现为:(一)知识本位,对古代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缺乏重视;(二)专业本位,不重视文学创作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三)历史本位,缺乏以古代文学教学服务现实的自觉;(四)国学本位,缺乏与西方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感意识;(五)教师本位,对学生的主体性角色认识不足。

以古诠古 知人论世对——《孔雀东南飞》主题的再认识

《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刘兰芝,在婆家作为儿媳遭到婆婆的虐待,在娘家作为孤儿遭到兄长的逼迫,焦、刘的双双自杀实是由焦母、刘兄一手造成的。可见,婆婆如何善待儿媳,兄长如何善待弱弟孤妹,这实乃是《孔雀东南飞》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社会人伦问题。我们只有结合当时儒家的诗教观念,才能对刘兰芝的形象意义作出正确的分析。

盐地碱蓬愈伤组织原生质体的分离纯化

探索了盐地碱蓬愈伤组织原生质体提取过程中所需要的酶浓度及其比例、最适甘露醇浓度,以得到最佳盐地碱蓬原生质体的纯化方法。结果表明,原生质体分离的最佳条件是:甘露醇0.7 mol/L、纤维素酶3.0%、离析酶1.0%和果胶酶0.2%。

从儒道异同看陶渊明的思想属性

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属性,只从他的仁义观上立论是不够的,必须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他对仁义之性实现途径的描述上。所以如此,这由儒道二家间的异同关系决定的。儒道之异并不在对人的仁义本性的认定上,而在对这一本性的实现途径的不同看法上。具体说也就是道家主张无为、自然,一切顺从直觉的安排,儒家主张修养、拂拭,认为只有长期陶炼,人们才能还复本真。

“汉武乃立乐府”考

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隶属奉常(太常),汉初即已设立;乐府主管郊祀之 乐,隶属少府,系武帝时所置。《史记》、《汉书》有关武帝以前“乐府”活动的记载均系泛指,实际上它们均是指太乐而 言的。虽然“乐府”之名秦时已有,但西汉乐府为武帝所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事。

孟子“以意逆志”与经典阐释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中国阐释学的开山纲领,前人所以对它产生误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没有认识到"辞"在上古乃指一种假托曲饰、言近旨远的特殊语体。从理论上看,"以意逆志"主要是说文本阐释应当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要善于为修辞性的话语遮蔽进行解蔽,而在实际应用中它却常常被借用来通过修辞性话语的自由指认,为古代经典的创新阐释提供合法的理论支持。

论老庄的孤独与自解——庄子《逍遥游》本义探源

“大鹏”与“蓬雀”的对比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庄子只是借它们的隔膜说明自己为世俗不容的道理。这一方面是为自己屡受讥笑的尴尬处境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安慰。老庄的孤独与自解包涵着浓重的自我体认意识,这种导源于老庄又经屈原予以强化的以精英自居的自我体认模式,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广大知识分子甘受孤独、宁折不弯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走出嵇康乐论研究的误区——也谈嵇康“声无哀乐”的思想意蕴

嵇康虽然主张"声无哀乐",但并没有割断与情感的联系,并且正是以这一联系为基础,他才对儒家的乐教思想作了重新定位。礼乐相须是儒家教化的基本理念之一,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对儒家礼教观念的反对,因此对嵇康乐论的研究最好能引入时人以及嵇康对礼的态度作综合分析。只有将它放在魏晋玄学的背景下,把它与时人特别是嵇康对礼的态度综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它的玄学意蕴。

论魏晋文化的尚智风尚对文风的影响

魏晋文化作为门阀士人思想趣味的反映,是对先秦老庄和印度佛教哲学的进一步改造和发挥。与前代的儒家、法家文化相比,它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非常强调觉悟和智慧,以及随之而来产生的高迈和飘逸。这一文化特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使魏晋文学在总体风貌上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魏晋作家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智悟圆足、万累俱尽、超尘越俗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造成的。虽然魏晋文学在文学风格上也有多元化的色彩,但从整体风貌看,"高迈"和"飘逸"无疑是它最主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