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践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一项针对成年精障人士“老养残”家庭照料者的项目实践

受"去机构化"运动和精神健康"消费者运动"之影响,精障人士的照料责任越来越多地从机构转移到家庭,家庭进一步成为精障人士日常生活、康复融合之路上的核心支持。针对成年精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需求评估发现,这些照料者的需求突出表现在自身的疾病管理、喘息服务、经济补贴、精障成员的未来养护、政策指导与咨询服务、家长互助与支持、法律支持等方面。而其中,精障人士的未来养护是照料者的最大忧思。本项目从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出发,结合自我照料理论、积极心理学和影像发声法的理论与实务,设计了成年精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社会工作综合干预项目。在传统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基础上,注重回应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及具象目标,着力促进家庭照料者、服务提供者、研究者、决策者、社区他者等利益相关者对残障议题的平等对话,进而促进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实践。基于对项目过程与结果的具象呈现,本项目的实践亦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整合提供了启发。

“老养残”家庭对未来安置规划的态度与选择——基于上海市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家庭的实证研究

在精神康复"去机构化"大潮下,随着家庭照料者自身及心智障碍人士的老化,残障与老化的交织衍生出许多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有生活无法自理的成年心智障碍成员的家庭而言,心智障碍成员的未来安置规划是头等要务。然而,目前我国在成年心智障碍人士的未来安置规划服务供给上仍是空白。对此,当前上海的家庭照料者主要存在随遇而安、忧虑而徒然悲伤、有所打算三种态度,并在选择偏好上明显指向公立养护院。照料者既担心心智障碍成员生活无着,又迫切希冀能形成支持心智障碍人士实现社会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这反映出"老养残"家庭对心智障碍成员未来无以安放的忧心。上述服务使用者视角为我国助残政策的制定与服务递送优化提供了启示。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二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英美社区服务的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社区服务的建设过程中,英美两国立足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国家主导型和社会化模型。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的社区服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加强政府的政策聚合作用;二是确立社区服务的多中心供给机制;三是推动第三部门的多元化组织格局;四是积极推进民众的社区参与。

休闲与成功老龄化——基于北京市X社区城市老年人的调查研究

休闲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也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北京市X社区老年人休闲的抽样调查,文章探讨城市老年人休闲的时间结构、内容结构和认知结构,以及老年人休闲与其成功老龄化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阶段的老年人休闲生活处于自生状态,老年人普遍有着较为充沛的闲暇时间,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的老年人在休闲时间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与此同时,现行老年人的休闲生活也暴露出时间利用率低、活动内容单一等问题。老年人闲暇生活的时间与其成功老龄化并未显现出显著关系,而老年人对闲暇生活的评价则与其成功老龄化显著相关。在老龄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中国,这些研究发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和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我国农村社会政策最新研究述评

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政策内涵与体系构成、政策的价值意义、政策的发展与困境、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政策重构的建设路径等方面。但目前仍存在以下不足:具象的共时性研究居多,整体视角与历史视角相对欠缺;重对策轻理论的朴素经验主义色彩浓厚;对政策对象的实证研究较少;对农村社会制度或非制度等嵌入性因素的政策分析尚显不足。

制度的实践逻辑: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基于文献研究与比较研究,发现"助残"理念与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内在的动态契合性,理念转变是制度完善的先决条件。在制度分析视角下,三个典型国家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模式呈现了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实践逻辑,为我国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助残服务的充足性与家庭生活质量——基于对上海地区残障儿童的家庭照料者研究

家庭是残障儿童最重要的支持来源。西方福利国家不仅发展了基于家庭视角的助残政策与服务,而且形成了对应的检视指标——家庭生活质量。反观国内,目前对助残服务成效的评估明显不足,对残障儿童家庭生活质量的关注和测量尚付阙如。基于美国Beach Center on Disability的汉化"家庭生活质量"量表,本研究对上海地区特教学校中的残障儿童家庭生活质量进行了测量,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并发现,上海残障儿童家庭所需服务供给不足,大多处于"没有服务"的状态。整体上,以残障儿童为中心的个体取向服务明显要比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充足;残障儿童处于7—12岁的家庭、重度残障儿童家庭、低收入家庭等要比其他家庭有着更大的服务诉求。残障儿童家庭照料者的家庭生活质量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残障儿童户籍、残障程度、残障类型以及服务充足性等,都对家庭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上海助残家庭政策与服务的建议。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基于上海的观察与反思

转型期的中国在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经历了急遽变迁。文章以上海为例剖析了其在家庭,家庭政策的理念、对象、主体和过程等方面的变迁,剖析了中国家庭政策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所经历的转型与挑战。整体上,上海家庭政策相对改革开放前表现出一定的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它所衍生的政策意涵是,中国亟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新认定家庭的价值,尊重家庭的多样性,并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态视角下重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政策。

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实践与发展困境——基于北京市三区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三个区县农民社会保障的运行诊断及农民自身对制度的整体判断,双向互动地呈现了现行制度的存在逻辑。农民对城乡社会保障的衔接需求很高,尤其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三大项目。然而,现行制度却与理想模型还存在较大落差。

消解与重构：福利三角视野下中国城乡社会保障的衔接研究

转型背景下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凸显了城乡融合研究的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福利场域长期存在鲜明的城乡二元格局,而福利三角视野下的城乡社会保障衔接建构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联动机制,使消解与重构成为可能。福利三角的政策意涵在于为这一中国式命题提供了公平保障—自主选择—团结共有的价值链条,互构出一个三者协作团结的制度框架。它为消解与重构中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一条切实的制度路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研究——基于北京市三个涉农区县的抽样调查

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正经历着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突出表现在项目保障水平有限、统筹层次低、再分配效应扭曲、农民参保意识低、农民的缴费能力弱且分化鲜明、政府职能的部分缺位,以及对"嵌入性"制度环境缺乏具体的对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限制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功能和政策效力,亟需在立法、财政投入、制度衔接方面进行突破。

守卫抑或僭越——“伯克利观察法”视角下的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

社会转型所衍生的结构性变化对社会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的声音已引起了最广泛的关注。文章试图打破原有的分析框架,以一种更具理性的分析路径——"伯克利观察法",来探析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伯克利观察法"以回应现实为使命,为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颇具生态性的理性框架。

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制度演变及对其借鉴

以制度分析为视角,通过对其发展谱系的解读,文章呈现了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一般到特殊、从因应到人本的制度轨迹。这一制度的转型与嬗变不仅反映了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它对正处于社会保障重构期的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实践逻辑。

农民工的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为例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离土又离乡，而其福利诉求却成为难以言说的现代性之觞。对此，中国政府自进入21世纪以来进行了积极的政策推动。反观农民工群体，参保意愿低和“退保”逆潮并行。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微观福利态度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关切。并初步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有关福利态度的对按。本研究立足西方已有的理论视角，构建了以个体自利模型、主观视角（生活境况自评）和意识形态为要素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北京市农民工群体的福利态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整体上，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福利责任态度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分步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个体自利模型、主观视角和意识形态等变量在不同的福利态度问题上显现出大小和方向上的差异化影响。

以自我改变为特征的妇女赋权项目的路径探索——基于国际计划与《农家女》杂志社“妇女赋权”项目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西部边远地区的女性不仅深受地域、资源的限制,更深受不平等的性别发展框架制约。随着国家扶贫计划和各项措施的深入,这一群体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除此之外,在我国还有一股坚实的力量——国内外的一些非营利组织正致力于这一现状的改善。他们以妇女赋权的项目为依托,试图以平等赋权的视角、通过有效的活动形式改善这些地区妇女的弱势境遇,从而提升她们的性别意识、自我意识,进而达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的目标。研究发现,这种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赋权项目对这些贫困女性的性别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法律与社会工作的互构：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与捍卫者，法律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是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之一。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法律与社会工作在不同阶段呈现内在亲和、相对疏离和重新回归的交互特征。在互构过程中，法律赋权并约束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则以社会建构的行动路径反作用于法律。观照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这就要求法律以开放的姿态回应社会工作，建立健全专业伦理、社会工作立法和社会工作法，以此奠定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为社会工作者践行“社会使命”构筑现实机制。

法律与社会工作的互构: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与捍卫者,法律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是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之一。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法律与社会工作在不同阶段呈现内在亲和、相对疏离和重新回归的交互特征。在互构过程中,法律赋权并约束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则以社会建构的行动路径反作用于法律。观照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这就要求法律以开放的姿态回应社会工作,建立健全专业伦理、社会工作立法和社会工作法,以此奠定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为社会工作者践行'社会使命'构筑现实机制。

“橙希”互助:循证导向下的癌患家属照顾者生活希望计划——以上海市H医院肿瘤内科为例

癌症发病率的持续升高和癌患平均生存期的显著延长,让越来越多的癌患家庭负载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在支持不足的状况下,照顾者的压力负荷和身心疲乏等要素会在照顾者、患者生活质量乃至医患关系上引发负面的连锁效应。综合H医院肿瘤内科家属照顾者负荷的需求评估和相关干预系统回顾成果,依据希望理念策划癌患家属照顾者生活希望计划互助小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以癌患家属为中心,进一步搭建集书写、互动、自我疗愈等元素为一体的共享社区。希冀在用户内容生产、自我关怀的过程中实现“希望生产的循环”,帮助癌患照顾者接纳失望和绝望,告别过去,重新开始。这一线上线下模式相结合的生活希望计划,尝试推进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整合,打造全人、全程、联动的医务关怀服务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