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所载两种《〈五经正义〉表》探析

史料所见《〈五经正义〉表》有两种:明郑真《荥阳外史集》所载该表署名孔颖达,从文风看,此表写作在前,是就修撰《正义》的目的和现实意义而言的,后来写作的各序文则详细介绍了《正义》修撰的经过和编修人员,前表与后序互为补充。《〈五经正义〉表》写于贞观十四年,在《五经正义》初撰完成之后,因马嘉运提出异议,才有后来的复审工作。另外一种《〈五经正义〉表》是指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长孙无忌主持复审任务,永徽四年刊定工作完成,长孙无忌书表上奏。也就是说,《全唐文》等文献所载《进〈五经正义〉表》乃长孙无忌所作。两表之所以流传不广,不为大多数学者所知,应是限于《五经正义》的编撰体例,表文不像序文作为《五经正义》的一部分与正文一起颁布流传,而是长期淹没在其他典籍中,鲜为学者所知。

唐代上巳节习俗考论

上巳节是我国古代重要节日,也是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发达,上巳节发展到鼎盛阶段,尤以娱乐性和狂欢性为主要特点。官方的重视与参与成为唐代上巳节兴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唐代上巳节以水滨祓禊、曲水赐宴、出游踏青和竞射竞渡等习俗为主。这些习俗揭示了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情感内涵,丰富了盛唐时期节日习俗的文化内涵。

孔颖达诗学的价值取向——对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一种探讨

孔颖达的文论体系是在对《诗经》等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理论工具,使《诗经》的教义更具客观性、合理性和张力性,重树经学的权威。他标举"诗人救世"的诗学纲领;贯通情志说,矫正汉魏六朝以来的悲情观念;赋予比兴新的内涵,使内蕴的义理外化;借重语境说诗,增加经义的可信度。这种价值取向,赋予有唐一代的文学以严肃、健康的主题,预示着盛唐气象的到来,即便是到了晚唐衰乱之世,诗人仍然不忘孔颖达的"针药"之讽喻,用心唱着挽歌。因其文论带有鲜明的经学特质,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审美的发展,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文论家。

武则天入纪公案与“正统”论

是否将女皇武则天安放在《本纪》,史家争讼不已:德宗时期,沈既济上书《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声讨吴兢,公案肇起。然李唐基本上对则天保持"接纳"态势;自《旧唐书》开始,情感上的放逐已经彰显。范祖禹同司马光因此问题的决裂,表明放逐之声已占主流。公案的实质在于是否认可则天的帝王身份。而史家又在"实录"与"正统"的关系上出现了分歧:欧阳修在卫道的同时,还要考虑为当朝皇权寻找合法的依据,故采取既接纳又放逐的体例形式;范祖禹完全接受沈氏放逐则天的主张,批评实录只是纯粹纪实,不合"春秋之义",绝非"正统"。终唐之世能够接纳则天入纪,因为她挑战"正统"成功,终于被"正统"接纳。但她在征服"正统"的同时,却又回归"正统",此即"正统"力量下女人的宿命。

《诗经》句末语气词正变简论

《诗经》中有很多句末语气词,皆因歌的性质和四言双顿节奏而产生。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兮”字为正格,其他句末语气词为变格。因为“兮”字读音特殊,具有地域的普遍性与潜在的造句功能,契合了《诗经》尚和的审美特质,从而成为《诗经》句末语气词的正格,而《诗经》产生的地域性、时代性等因素又决定了变格的大量产生。《诗经》句末语气词的正格与变格具有指代性和特殊性等关系;具有模糊美等审美特质,并对后来的诗歌、散文产生深远的影响。

杨隋大一统思想笼罩下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兼论杨隋集团与王通史观之分歧

杨隋历史观演化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变性及其矛盾性,充分反映出功利主义的本质。为完成统一大业,奢谈天命,弱化人事,说明皇权神授的终极意义;政治上以北朝为正统,文化上以南朝为正统,此背反现象,弱化了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以功业一统为价值取向。为巩固一统地位,担心历史的循环,意欲消灭谶纬;标榜师古,却为饰德,且依违于是古非古之间,反映了法家典型的务实作风。在帝国蓝图的设计上,企图超越周汉,缺乏王道理想,失去儒家制动,一统之所谓大者,无限制膨胀,最终滑向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义利之分合,正是杨隋与王通之根本分歧。

《毛诗正义》的编次观

与传统《诗》学不同,初唐《毛诗正义》重视利用《诗经》文本的编排次序阐发大义,将编诗与作诗区别开来,注意到作者(诗人)、编者(太师)和序者等关涉文本的诸多因素,认为《诗经》的体系与思想,决不可能是作者一人所为,而是经过从诗人到编者,再到序者等不同时期的历史积淀。在这种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赋予编次以经学大义,不仅拯救了《诗》学权威,而且使《诗经》的文学性在经学的背景上凸现出来。自此,编次便成为《诗经》学史上的热点问题。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考论《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兼驳“疏不破注”说

旧说常责《毛诗正义》"疏不破注",今人亦多附和。遍检《正义》文本,发现其说经虽对毛、郑以遵循为主,但批评的内容亦相当广泛、深刻:在文献方面,常常客观地指出毛、郑的引文、训诂、博物学等知识性错误;在文学方面,深入地揭示他们对声韵、比兴认识的不足,以及不明诗作具有典型性的错误;在经义方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庸俗、消极,而《正义》有时撇开传统观念,另立新说,尤见卓识。如此充分说明《正义》的阐释原则,不仅立足客观,而且具有多元性;它以经学为本,肩负起陶铸君臣人格,规范人伦秩序的神圣使命。在这种经学的阐释中,《正义》表现出进步的文学思想:相对于毛、郑等传统的经学家而言,《正义》往往能够从文本出发,开始触及到诗的意象与典型问题;揭示出《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性特征;要求作文之体理当自然,赋予比兴以新的时代内涵。凡此等等,正是基于对文本的尊重,《正义》不仅丰富发展了经典的政教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诗歌的文学本质,其贡献可谓大矣。

王霸之间:论王通的功业史观

王通的史观是一个内在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帝制"和"权变"两个概念的引入,赋其王道史观以霸道色彩,此外,还包括天下、正统、中国、天人、古今等密切相关的史论范畴,王道为其辐辏,而功业则是其核心价值取向。王通提倡复古,欲以王道之正拨除现实之乱。在沟通古今之间,为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发展了权变学说。王通所谓的"帝制",旨在取法两汉一统的规模与奉天安民的霸心,霸道在他的语境里不再是王道的对立面,而是通向未来王道理想的必然阶段。王通认为,能行王道者为正统。因为鲜卑族拓跋氏能够取法两汉帝制,顺应民心,表现出一统天下的王霸精神,他遂以北魏为正统,从而欲拨历史之乱,导新王朝于正途,已然超出偏狭的夷夏史观。王通彰显了儒家的历史担当精神,他的功业观,是乱离时代的诉求,并被历代有识之士所追怀。

《诗经》重言词正变简论

《诗经》中的重言词是古今诗经学和语言学饶有兴味的话题,本文则是从新的角度,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运用统计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美学等方法,对《诗经》文本进行综合考察,发现重言词具有统一多变性,从而提出正变规律说,旨在探求重言词正变的发生及关系。

《诗经》诗体正变简论

《诗经》的诗体包括句型和体式两方面。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诗经》以四字齐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周代尚和的浓重的礼乐文化是《诗经》正格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诗经》内在的抒情性、发展性、音乐性、地域性和原创性又同时决定杂言诗的并存。正格与变格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演变的、协调配合的和厚此薄彼的。而正格和变格的互动潜在着审美的、革命性的意义。

唐代武则天科举改制的政治动因

唐代武则天的科举改制具有深刻的政治动因。武则天重视科举,是因为科举的斗争性品格有助于她解决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两个最大难题:女性角色和庶族出身。在颠覆李唐、打击旧门阀的过程中,崇文抑儒、破立结合是她科举改制的基本策略。初始阶段,主要是打压儒学,突围儒学排斥女人参政的正统思想,弱化旧门阀的文化根基。革命既成阶段,一边分化儒学,支持和拉拢新儒学势力,以壮大新贵族群体;一边大力宣扬儒学的忠孝观念,在科考中灌输奴化思想,巩固既得成果。武氏以文经国,科举文学化的精神属性与文儒合一的士人结构类型,以及诗赋取士的基本格局,正是武周革命科举改制下的产物。

论孔颖达对《诗经》“六义”问题的贡献

"六义"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对于"六义"与"六诗"的关系,以及"六义"中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关系等问题,自汉代以来一直悬而不解。初唐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他广泛吸收了唐前的文学理论,以哲学思辨为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体三用"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关"六义"的系列悬疑,"体用"说强调"六义"的经学意义,表现了服务现实的政治性,而且为其后《诗经》"六义"问题的研究起了导向的作用。

《毛诗正义》卷变考

《毛诗正义》的卷数,"四十卷"实有两说,文澜阁之四十卷虽然与单疏本同,但分卷之起止并不完全一致。"七十卷"为"二十卷"之子卷。"三十三卷"为四十之残卷。"二十四卷"只是缪载。注疏的分合与版本的不同只是卷变的表象,根本原因则是分卷依据的不同。《正义》的卷变,为我们考察《诗》学取向与兴衰的规律、纠正称卷的谬误、恢复《毛诗正义》卷例的旧貌,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齐风》的“和谐”美

和谐是礼的最高境界,温柔敦厚是《诗经》和谐美的集中体现。《齐风》的和谐美,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为女子个性的自由张扬,男人气度的雍容豪放;在诗歌形式方面,表现为声韵节奏的和谐舒缓。而春秋时期,齐国泱泱的大国气象,正是《齐风》和谐美建构的社会基础。

《诗经·王风》属地考——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王风》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周王城一带的诗歌,此说自汉以来相沿至今。当代《诗经》研究专家张启成教授根据三家诗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认为《王风》就是王畿之风,即是周代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地区之间的诗歌。其实,三家诗的原始材料与毛诗学派在《王风》地域的观点方面并没有分歧。张先生是通过置换概念内涵的方法,将宗周也视为王城,然后,通过实例牵强地说明《黍离》、《君子于役》产生在长安以西,与东都洛阳无涉。因此,其说不足取。相反,东汉郑玄的观点因为其客观、科学与集大成性,二千年来一直为《诗经》学者所遵从。

《诗经》修辞正变论——兼及“文学自觉”问题的一种考察

修辞技巧是《诗经》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有33种辞格,大致可分为13种正格与20种变格。正格的发生缘于周礼的委婉、情感的抒发、配乐的需要以及认识事物的深入,变格的发生则是基于主体认知的选择以及先民的接受度。正格与变格体现着共同的修辞特征,即主从性和互融性、原生性与素朴性、丰富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四个方面。《诗经》如此丰富多变的修辞不仅有利于情感表达、艺术叙事、诵读传播以及温柔敦厚美学观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强化了《诗经》的文学属性,为学界在认识“文学自觉”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