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等院校旅游教育实践教学之中外比较

关于旅游教育实践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议题,多年来一直是产学研三方关注的热点,但目前关于教育实践教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自身特色,进一步研究旅游实践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实践教学所涵盖的见习、随堂实习、专业考察、专业实习、研究性实习、社会实践几方面入手,分析我国目前旅游教育实践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引入国外旅游教育实践教学的成功范例,进而试图寻找出既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又是基于我国国情、各院校具体情况的旅游实践教学发展出路。

国外区域旅游差异研究综述

区域旅游差异研究是国外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为充分了解其研究成果与动态,本文通过检索国际权威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1979—2012年期间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区域旅游差异的研究历程呈明显的阶段性,从区域旅游资源差异、市场差异、竞争力差异、文化差异、利益相关者行为差异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在总结其研究体系的基础上做出评价。认为国外区域旅游差异研究体系完善,尤其擅长在案例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方法展开微观层面及软指标的调查探析,但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相关问题的关注,国内研究则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与地域特点,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并规避其不足。

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暨首届东北旅游论坛纪要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亦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加强和提升学界、业界对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认知和研究，分享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探索文旅共同发展的新途径，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工商学院、吉林省旅游协会共同主办，

开展乡村旅游教育和培训的探索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存在服务程序不规范、小农意识严重、缺乏全局和长远观念等问题，要促进乡村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对从业者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乡村旅游教育及培训的内容应以当地民风、民俗为主，同时加强服务礼仪教育、管理经营教育、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及旅游法律法规教育。教育和培训的模式主要有“公司＋农户”、“学校＋农户”、“政府＋农户”、“研究机构＋农户”等。

东北三省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基于“城——乡”极变模型

作为一种重要的休闲旅游方式和学术研究领域,乡村旅游已初见端倪。但乡村旅游概念界定依然模糊不清。通过比较聚类,文章从目的地、旅游客体、旅游主体和旅游动机等4个维度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定义。然后结合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和旅游流的运动规律,提出了"城——乡"极变模型,以诠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内部机理和空间路径。东北三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其可以参考"城——乡"极变模型,应用城市依托模式、景区依托模式、乡村依托模式和复合模式开发乡村旅游产品。

平城京与律令制

在日本历史上,继第一个"正规"的政治都市藤原京之后,8世纪初,朝廷又将宫都迁至奈良盆地东北端,并以此为中心,伴随这个首屈的"舞台装置"的新构架,以及都市空间、时间的制度化和不断完善,进一步推动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

武家封建制时期日本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

氏族制在朝廷与地方的大量残留,使律令制度在12世纪以后的日本开始式微。武家政权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从京都畿内的游离,凸显了近世日本社会变革的本质。由此而造成的封建制与律令制的混一局面,到江户时代已臻至顶峰。对这一过程的疏解,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明治政府东京迁都的历史逻辑。

东京迁都的设计过程与明治天皇的作用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曾经为寻找近代化赖以展开的中心平台——国家新都而煞费苦心。由于无论是政治、经济意义还是制度、文化价值,也无论是出于西学仿效目的还是地缘战略考虑,政府最后选中的是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东京)。明治天皇的意义,体现在对迁都过程的睿智把握、和平缓进和及时决断上。通过这一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君主立宪制中央集权,使日本在二十几年内初步完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改造。它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崛起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化典范,却也同时成为该地区第一个以邻为敌的侵略国家。

从进士科看唐代科举制的流弊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担由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腐败，造成贿赂成风，考场黑暗，主考者为一己私利而泯灭人才；考生则为进身而卑躬屈膝．从而造成科举制的消极作用，并最终使之走向反面．本文以唐代进士科为例，具体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流弊。

关于平安迁都的宗教原因

日本古代虽迁都频繁,但由宗教原因而导致的迁都事件,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佛教被定为国教后,其政治干预力量日趋强大。随着"政教合一"局面在奈良的愈演愈烈,"律令政治"逐渐衰微,天皇政治亦受到了空前的威胁。由僧人导演的一幕乱政闹剧,终于使新天皇痛下决心,将都城从奈良迁往平安。平安迁都,有效地抑制了佛教的政治影响,在恢复"律令政治"的同时,也使新都城在格局上发生了与以往反差鲜明的巨大变化。

东京都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市建设——兼谈日本近代化变革的非彻底性

明治维新固然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性标志,但明治政府拉开这一序幕的第一步骤,却是东京迁都。这意味着,具有资本主义转型内涵的近代化功能首先在都城建制中得到落实。当这一落实逐步构成了对地方的强辐射和绝对影响时,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造才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日本古都长冈京相关问题研究

在我国学界,对日本古都研究原本有限,关于长冈京的研究几乎没有,只是在对日本都城探讨内容中间或有涉猎,且点墨带过。建于延历三年(784)、废于延历十三年(794)的长冈京,对于桓武天皇来说是其即位后营建的第一座"新京",虽然为都时间与此前此后的其他古都无法堪比,但其迁都的历史背景、都城选址、形制布局及桓武时代朝廷政治动向与此都的密切关联等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长冈京在日本都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东亚都城研究若干理论问题刍议

随着古都学的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内容也逐渐丰富。东亚都城研究缘起于本土都城研究向域外扩展,其与一般的都城研究都以古代都城为研究对象,所不同之处在于更加注重对文化制度互动的考察。通过对古代都城研究探讨东亚社会的整体性、互动性以及内部特殊性,应是东亚都城研究的意义所在,但目前的主流观点强调“中国制度”与“中国源流”,对东亚的整体性考察稍显不足。在研究时首先应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且应充分发掘古代都城间的互动过程,同时应以建置研究、系统研究来丰富制度研究,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唐、日陪都布局与建置原因比较研究——以洛阳、太原、难波京、恭仁京为例

本文通过比较中、日陪都城市布局与建置原因,揭示了陪都制度在古代中、日两国的共通点与日本陪都建设的独特之处。在城市布局方面唐、日两国陪都显示出较高的相似性,日本多数城市布局特点来自中国。另一方面,在建置原因上两方体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具体体现在影响势力与发展指向两方面。

近20年中国关于日本古都研究的新特点

中日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对于日本学界对中国古都的研究，以往中国方面对日本古都探讨曾略显不足，但随着中日学术交流领域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学者的刻苦精进，中日古都研究领域的中国声音，开始日渐强劲。本文通过梳理20多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日本古都研究的成果，尝试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状况及其新特点做出总结。

海外留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旅行者群体特征探析——以《旅行杂志》为中心（1927—1936)

旅行在近代中国逐渐生成为城市知识群体在西方生活方式影响下发生的一种休闲方式。本文以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载国内游记之作者群为典型样本,探究了西方文化在生活方式上对中国本土的浸润和影响。作为近代旅行者群体代表的游记作者,普遍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并多有留学及海外考察经历。同时,他们多居于受欧风美雨浸润颇深的中东部沿海沿江城市,目睹了在华西人的旅行示范。由于他们多从事教育、新闻、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工商业等职业,普遍拥有稳定收入与固定闲暇,具备了开展旅行活动的客观条件,因此,旅行作为近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是欧风美雨的外因与城市现代化的内因互动促发的结果。

线性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潜力评价及实证研究

线性文化遗产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全新的遗产保护理念。它着眼于线性区域,所涉遗产元素多样,兼具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旅游价值较高。利用线性文化遗产开展旅游活动是实现遗产"保护、保存和展示"目标的重要手段。准确地评价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潜力,对于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构建线性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供给、需求和发展环境等多种因素的诸多方面。同时,还必须综合利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熵技术,以减少误差、提高可信度。以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和长城为对象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说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观察——以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为中心

在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认知谱系中,小林爱雄对中国的观察和论述颇显特色。在其《中国印象记》中"残酷现实与美好梦幻"的概括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然而倘若仅用"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来统括小林爱雄的中国观,虽不乏简明,但却无法完整映射出其中国认识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涵和潜在逻辑。事实上,小林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他"中国文明停滞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