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分离性公投危机的宪法治理——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为例

分离性公投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破坏,加泰罗尼亚公投是旨在脱离西班牙独立建国的单方面分离性公投。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分离性公投危机的宪法治理,违宪性是其逻辑起点,宪法保障机制的运转体现其基本过程,目的在于解除危机、维护统一、捍卫主权。分离性公投危机宪法治理的有效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完善的宪法与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实施治理的基本前提,较强的政府法理制约能力是保障治理的重要条件,竞争性多党制的消极作用是制约治理的直接原因,宪法认同的强弱是影响治理的内在因素。

联邦主义与印度联邦单元内部的民族冲突--以阿萨姆邦博多兰为例

联邦主义以自治和分享治理为核心,是印度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应对民族多样性与消抑民族冲突的重要制度方略。但联邦主义在阿萨姆邦博多兰的实践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相反,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催化和加剧民族冲突的作用。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与联邦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有关:一是联邦主义消抑民族冲突功能的发挥需要以民族的相对同质为前提条件;二是联邦主义易在联邦单元内部造就民族不平等和形成单一民族的霸权地位,使具体制度安排沦为某一民族的统治工具;三是联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央政府对联邦单元内部民族冲突的及时介入或积极干预;四是非对称联邦制度安排还会激化民族冲突。另一方面,联邦主义能否实现协调民族差异、消抑民族冲突的治理目标,也与其主要实现方式——自治有关:首先,地域性民族自治具有引发民族冲突的潜在风险;其次,自治的“路径依赖”往往导致民族冲突的持续和加剧;最后,缺乏共治的自治无法真正消抑民族冲突。联邦主义只是协调民族差异和治理民族冲突的众多手段之一,并不具有普适性。印度只有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包容多元和协调差异能力的治理道路,才能避免各联邦单元内部继续遭受民族冲突的困扰并实现深层的社会团结。

感恩·进取·育人——读宋才发教授《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

宋老师用真情浇铸而成的《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一书,向我们详实地再现了他六十年曲折艰辛的人生历程和四十载勤耕不辍的执教生涯,并深刻展现了他感恩父母、师长、母校的高尚情怀和锐意进取的人生追求,以及他德才双修的育人风采。宋老师高尚的道德风貌、德才兼备的人格魅力是为人师表的典范,也是我们人生成长道路上无声的榜样和不竭的动力。

印度涉藏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取向

印度涉藏政策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变:继承英国在藏特权与干涉西藏和平解放(1947~1951年)、侵占藏区边境要地与维护西藏“高度自治”(1951~1959年)、公开支持“西藏独立”(1959~1976年)、奉行“双轨政策”(1976~2003年)、利用“西藏问题”牵制中国(2003年至今)。印度涉藏政策“变”的是政策强度的衰减,“不变”的则是促成“西藏独立”或“半独立”。近年来,印度涉藏政策呈现出涉藏行为上的“独立性”、“西藏问题”上的“低调性”,以及边界问题上的“焦虑性”等新取向。对此,中国应当加强涉藏危机管控,深化西藏边疆治理,全面增强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多元身份政治视角下的印度国家认同建构

身份政治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日益显著,它与国家认同建构既对立冲突又相辅共生。宗教、语言、民族和种姓等维度的身份(认同)多元性是印度国家认同建构的客观现实。印度国家认同建构实践,在国大党主导下以“多样性中的统一”为取向,而在印度人民党政府主导下则日益朝着“多元化一”的方向推进。身份政治影响深远、同化主义取向加深、宗教色彩浓厚和“政党烙印”深刻是印度国家认同建构的突出特点。尽管印度国家认同建构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印度的国家认同并不牢固——统一的国族观仍未形成,凝聚国民共识的核心价值依旧缺失,身份政治的挑战仍然严峻,国家认同建构日益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