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呈现与模拟:论网络文学与现实的三种关系

网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即再现、呈现和模拟。再现是对客观现实的模仿,代表形态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任何网络文学均具有现实性,而现实题材的再现性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呈现是主观现实的展示,代表形态为幻想型网络文学。呈现对象是依赖屏幕而得以实现的视觉影像,幻想型网络文学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向,这与屏幕影像的呈现存在沟通之处。模拟则是虚拟现实的沉浸,代表形态为“新文类”网络文学。模拟借由媒介技术逼真呈现真实感,容易使读者产生“感觉独占”的沉浸式体验。在“新文类”网络文学中,这种沉浸式体验主要通过文本的临场感营造和交互性设计来实现。

非线性的拼贴或蒙太奇——后理论时代网络文学“新文类”的链接书写

网络文学“新文类”的链接书写即是一种去中心、多元化的书写,其与后理论时代的种种特征存在着高度的同构性。后理论时代与传统时代也并非一种截然分割的断裂关系,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网络文学“新文类”的链接书写亦是如此,其一,与传统文学面貌不同,链接表现了从线性向非线性的转变;其二,理论追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神思”和西方文论中的“复调”都与此有相似之处;其三,其文本表现为拼贴与蒙太奇并存的复杂面貌。

魔幻现实主义视阈中的中拉文学文化可比性探论

魔幻现实主义是于乡土社会基质上,通联传统印第安文化所生发的一种创作实绩斐然的文学流派。中国的寻根文学虽然在本土文学史上成就卓越,但并没有完成对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间的张力所糅合成的传统文化、文学资源的充分利用。比较中拉社会经济等文学生发的外部土壤和条件,尤其是可从内部直接作用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文化之自然观等哲学、宗教内容,有助于发现在学术研究上据此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在莫言之后文学创作上深入借鉴的余地。

网络文学“四要素”变迁及其批评标准的空间维度

“文学四要素”学说是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在《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学是由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四个要素组成,并以作品为中心建立了“四要素”关系的三角形图式。当然,这种图式后来遭到了诸多学者的修正和改造,如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教授所提出的双向循环圆圈图式,突出了“四要素”之间的互动和系统化的关系,但“四要素”本身并没有变化;叶维廉先生所建构的图式则更为完备和复杂,他提出了“五据点”说,即“一篇作品产生的前后,有五个必需的据点:(一)作者,(二)作者观、感的世界(物象、人、事件),(三)作品,(四)承受作品的读者,和(五)作者所需要用以运思表达、作品所需要以之成形体现、读者所依赖来了解作品的语言领域(包括文化历史因素)。”

增强现实与空间转向——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及其审美变革

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包括三种代表性的形态,即作为空间图景、虚拟现实和定位叙事的场景,它们之间虽存在差异,但都侧重于对位置、场所、空间、视觉等要素的刻画和塑造。这些写作倾向和特征明显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书写,并导致文学发生了诸多变革。具体来说,在内在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从摹仿现实走向增强现实。前者表面虚构,本质真实,后者则表面真实,本质虚拟;在外在的审美特质上,文学则从时间艺术进入空间转向。网络文学场景书写突出文学的视觉形象、创造并置的空间结构并建构移动的位置场所。

“新观众”的诞生——论弹幕影评的范式变革

网络时代语境下诞生的弹幕影评已不再恪守"作品中心论"的准则,批评的重心从作品对观众的影响演变成观众对作品的控制与支配,批评范式转向"观众中心论",由此产生诞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新观众",其使用视觉化的语言和"吐槽式"的表达作为批评话语,导致了批评模式的"碎微化"走向。

“未完成性”及沉浸式体验——论超文本文学的节点特质

节点构成了超文本文学的文本内容,它实现了"从原子向比特的飞跃"。其物理特质表现为"无",即无形态,无限复制、修改、移动和无距离传播,这直接导致了文本的"未完成性";其存在特质则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数字存在,比特符码的语词本身、词与物的关系等都遭遇了不同于传统的变化,词与物走向了一种模拟的统一。与此相应,在文学效应上则易产生一种无定性、沉浸式体验。

从文本中心到理论中心——反对阐释、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的意义危机和范式转换

反对阐释、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均背离了传统阐释学语言与意义和谐对应的阐释模式,语言无法恰当地表达和揭示意义。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模式具有一致性,即阐释的意义出现了危机。具体来说,反对阐释否定意义;过度阐释无限衍义;而强制阐释则预设意义。这些意义危机的不同姿态在深层结构上也折射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即反对阐释是文本中心论,阐释沦为形式的暴力;过度阐释是读者中心论,阐释变成"意味"的暴力;而强制阐释则是理论中心论,阐释最终走向理论的暴力。

网络小说三要素变迁及其现实主义反思

众所周知,人物、情节和环境是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1]171 是衡量一部小说写得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也是考察现实主义写作是否具有深度和高度的重要维度。正如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462 “细节的真实”即是对情节刻画的具体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则直接指向人物和环境,可见,情节、人物和环境刻画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关键因素。因此,从小说三要素的维度来思考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网络文学的两副面孔及内在会通

网络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在当下都备受关注，但关于它的概念形态、学理定位甚至命名方式等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甚至说网络文学内部也包含着诸多不同的文学形态，因此，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网络文学将会带来诸多误导性的结论。宏观看来，当下网络文学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网络原创文学”，就是在网络上首发的、原创的、以纯文字为主的作品，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文学，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野蛮生长”，极具大众性和商业色彩；二是“数字文学”，或者称之为“电子文学”、“数位文学”等，指的是包含“非平面印刷”成分、只可在数字化环境下存在的文学，学界有时所指称的网络文学事实上说的正是数字文学，它与网络原创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类作品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较为常见，富于媒介性和先锋性的特点。因此，要准确地辨析网络文学，一方面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两种形态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它们存在于相同的网络媒介之下，其内在的会通之处。

“正面引导”和“全新的眼光”的融合——论当代网络文艺发展的批评定位及理论问题

“正面引导”和“全新的眼光”的融合是当代网络文艺发展的批评定位,“正面引导”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为引导,“全新的眼光”则要求批评能够看到网络文艺的新态势、新特征和新指标。基于这一批评定位,网络文艺的未来发展有几个主要理论问题需要注意:首先,从批评标准看,网络文艺要扎根人民,这是当代网络文艺发展的价值定位。要做到商业性与艺术性的融合与辩证,正确面对网络文艺发展中的市场问题。其次,从创作原则看,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为指导,网络文艺不能沦为“失重”的娱乐游戏,要着力创造网络文艺发展中的“高峰”与“精品”。

隐喻的“网络”——论超文本文学与西方后现代文本理论的会通

超文本文学具有三个重要的形式元素:节点、链接和网络。这三个形式元素的美学蕴涵都能在后现代文本理论中找到相通之处———节点类似于"星星"和"原",链接是一种非线性的拼贴或蒙太奇,而网络则通向"理想之文"。当然,这些理论是以隐喻的方式出现的,而超文本则将隐喻变成了现实。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通主要对应于文本观念的层面,我们不应忽略超文本作为一种思维存在与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吻合相似,故而,那种过度把超文本文学与西方后现代文本理论嫁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即"晚清"说、"五四"说和整体观照说。综而观之,一个大体全面而客观的划分姿态应该是:既整体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不用概念和政治作人为的隔裂,又不回避对起点的界定,但起点一定是某一个时间阶段,是总的历史和时代语境等因素"合力"催生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篇著作和文章。

网络文学中的“汉字图像”及其审美嬗变

相对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发生了诸多重要的嬗变,在汉语作品中,尤为突出的便是"汉字图像"的出现、彰显甚至僭越。"汉字图像"主要表现为四种形态,即汉字"造景"、多向汉字、字图互文和汉字多媒体,前两者主要侧重于汉字"能指"本身的变化,后两者则代行文字的种种功能,是一种作为文字的图像。这种"汉字图像"的融入不是简单的表达方式和呈现形态的变化,它切切实实地导致了网络文学发生一系列审美嬗变,即审美话语的转换、审美特性的革新和审美体验的嬗变等,也必将对汉语写作产生显著的影响。

“光韵的回归”——论超文本文学的数据库结构及美学意义

超文本文学主要是以一种数据库形式来建构的,其美学意义正源于其自身的可重组性,由此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计算机终端便可呈现不同的"光韵副本",这种"光韵副本"虽然意味着"光韵的回归",但与作品时代的"韵"显然是不同的,它本质上颠覆了传统作品的"独一无二性"。而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游"也许是超文本数据库美学的最为恰当的指称,无独有偶,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所创造的"游牧"也与其有高度的契合之处。

中西反阐释理论的模式比较

由于语言与意义的不和谐对应,中西方都出现了自己的反阐释理论,但其内部模式却又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对待意义的环节上,西方反阐释对意义进行了大胆的质疑,遭遇了一场深刻的意义危机;而在中国"不言"中,则经历了从信任到提升至本体高度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对意义无限性的极端重视。此外,中西方所持的语言观也面貌不一,中国"不言"始终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论来对待的,这与西方经过"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语言本体论有着本质的不同。由此可见,中西反阐释的深层原因正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下运作展开的:西方反阐释是语言的暴政——意义的危机,而中国"不言"则是语言的局限——意义的无限。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诗性空间的构建与生产——大连城市文化建设的美学维度

诗性空间的构建与生产,一方面是对当下普遍流行的"城市病"的一种对抗和拯救;另一方面,也与大连城市文化的自身特质密切相关。秀美的风景"、浪漫之都"的定位等都可诱发我们诸多诗性的想象,如何在这些物质符号上生发出更多的诗性密码,是大连城市诗性空间生产需要作出的思考。

论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解构”思想的接受

"革命的本雅明"是伊格尔顿思想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此同时,伊格尔顿又深受"解构的本雅明"影响,这种影响在内部的方法论前提和具体的方法策略上,以及外部的写作风格上,都有广泛而清晰的体现。然而,这种解构思想主要集中在感性的方法论层面,它不同于解构主义的极端破坏和颠覆,最终指向的仍是"革命的本雅明",即文化政治批评的构建。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文学接受观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艺术家,在他卓尔不群的文学观念中也蕴含着卓异的文学接受观: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文学活动都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动;丰富的想象、关注细节和反复阅读是成为优秀读者的潜质;只有优秀的读者才能用脊髓骨去体验阅读的快乐,并通过文本与艺术家在审美狂喜中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