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内涵、价值与路径

基于国内外文献和政策实践的梳理,讨论生育支持的概念内涵、行动主体、政策内容和逻辑框架,分析生育支持政策的多元价值和困难挑战,测算建立生育支持基本制度的政策成本,并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考与建议。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存在覆盖对象较单一、责任主体不明确、目标效果不清晰、支持内容不完善、政策协调不顺畅等问题。建议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建立以生育保险、普惠托育和生殖健康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保障政策投入和实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强化部门协同,提升政策公平性和包容性,处理好成本与效益、目标与对象、公平与效率、核心与配套、内部性与外部性的关系,最终形成覆盖面广、形式丰富、针对性强、稳定持续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送托一定会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吗?——来自第七次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发现

基于第七次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文章使用logit回归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法讨论了托育服务与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以市场化托育服务为主体的环境下,接受托育服务不仅未能显著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反而可能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灵活的托育服务形式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存在积极影响,接受非全日制托育服务的女性再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接受全托的女性;第三,托育服务价格均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越高,女性再生育意愿越低;第四,在使用送托模型和近邻匹配法控制样本选择性之后,托育服务对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明显下降,但主要对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作用显著,对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提高托育服务灵活性、降低托育服务成本、促进供需有效匹配和锚定政策重点人群等方面,提出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稳定和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国情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认识到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突破中国的发展困境,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国金融理财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进行,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个人理财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与个人理财需求不断扩张相比,我国的金融理财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笔者将对金融理财的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以期为金融理财市场的开拓提供参考。

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8年、2011年、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追踪调查的死亡数据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居住在城镇、年龄较小、社会经济地位高、拥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更可能"临终于医院";临终照护者为配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更可能"临终在家"。从变化趋势看,中国老年人"临终于医院"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仍以"临终在家"为主。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为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大多数老年人依然生活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村卫生室)的发展增强了其临终医疗服务能力。在亲人的关心和注视下离开,在自己的家中接受临终关怀是多数老年人的临终心愿,也是临终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文章建议在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仍以"临终在家"为主的背景下,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临终医疗服务能力,支持"家庭照护+上门医疗服务"的居家临终照护模式,这不仅能够满足多数老年人"临终在家"的意愿,减轻临终老年人的家庭经济负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临终于医院"所带来的医院床位资源紧缺。

贫困缩短了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吗?——基于多状态生命表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利用logit模型和多增减生命表研究了贫困状态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和预期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1)非贫困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比贫困老年人显著低15.3%;贫困状态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在不同居住地(城乡)、不同医疗保险拥有状况的老年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65岁非贫困老年人的平均余寿为16.75年,比贫困老年人长1.21年;其中,农村和城镇65岁非贫困老年人与贫困老年人的平均余寿之差分别为1.11年、2.01年;有无医疗保险者的平均余寿之差分别为1.32年、0.97年。本文建议完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尤其是医疗救助水平,加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贫困地区与城镇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路径

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9,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生育水平最低的。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如何通过综合性社会政策提升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变得愈发迫切。

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口的规模、结构与发展趋势——基于CLHLS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2002~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结构和失能率进行分析。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将分别从2020年的9035.29万人和17.72%增至2035年的12438.23万人和33.14%。受年龄别失能风险降低和老年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农村老年人口ADL失能率将从2020年的5.76%降至2035年的4.92%。其中,男、女性老年人口失能率将分别从4.92%、6.55%降至3.79%、5.87%。农村失能老年人口呈现失能重度化和高龄化趋势。农村老年人口总失能率下降主要是年龄别失能风险降低所带来的轻度失能率快速下降的结果;中度失能率略有下降,重度失能率不断上升,中、重度失能率保持在4%左右。研究结论可为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推动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到农村居民提供数据支撑。

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采取优惠的落户政策,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政策更严格。本文通过构建两城市一般均衡模型,结合理论推导、数值模拟和经验分析方法,考察了低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要求,能吸引更多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从而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程度发挥高技能行业的集聚效应。此外,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门槛能提高全社会的实际工资收入,缩小全社会工资收入差距。

美欧避免经济“日本化”的启示

美国和欧元区国家能够走出金融危机,避免经济“日本化”,与他们在正确的时机、使用足够力度的刺激政策分不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爆发后,关于全球经济“日本化”的担忧和观点不时出现。但从实际情况看,曾经出现经济“日本化”苗头的欧美国家并未真正走向“日本化”,欧美国家做对了什么?这对当下的中国又有哪些启示?

第六届中拉政策与知识高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泛美开发银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研究院承办的“新兴技术在市民数字服务、可持续城市和未来物流中的应用”第六届中拉政策与知识高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5日至8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泛美开发银行知识与行业事务副行长Ana María Rodríguez-Ortiz,以及河南省地方领导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演讲。参会的国内外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围绕“新兴技术在中国和拉美地区市民数字服务、可持续城市和未来物流中的应用”这一主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并对应用这些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

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一直是政府和社会重点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当前留守儿童健康方面已存在较多的定量调查和研究,但是大部分调查样本量小且局限在少部分地区,信息收集不够全面,难以满足研究需求。本文基于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服务需求调查数据,重点围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为留守儿童早期心理发展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撑和干预建议。

发展中国家人口监测调查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DHS调查为例

人口监测是开展人口战略研究和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和完善人口监测制度不仅是政府职责,而且具有人口统计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意义。全球来看,大部分国家都重视人口监测,基本遵循着'行政记录+监测调查'的模式。生命登记系统比较完备的国家通过开展人口统计调查来弥补行政记录的不足,而行政记录不完善的国家更是依靠人口统计调查来开展人口监测。文章考察了目前全球最大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人口统计与健康调查(DHS调查)在组织实施、调查内容、问卷设计、样本规模、抽样方法以及数据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分析了DHS调查的经验与不足,并结合中国人口监测调查现状,对中国人口监测调查制度进行了设计,提出了当前中国人口监测调查制度建设的重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