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烙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荆州烙画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烙画的传承面临着多种阻碍:烙画艺人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烙画艺术的社会影响力不足,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够,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只有取消对传承对象、地域的限制,不断创新工艺,进行合理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强化主体保护意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烙画艺术。

唐诗宋词中的楚天楚水意象及其营构艺术

唐诗宋词中的楚天楚水意象,既保留了屈原、宋玉笔下楚天楚水意象所带有的特定的辽阔、悲愁意绪,又更多地注入了因时代更迭、作者性格不同,而生发出的雄浑浩渺、奔放壮浪、沉闷压抑、澄清邈远、悲壮恣肆等诸般复杂意蕴。其意象营构,则呈现出以楚天楚水意象组合为主,渐次融入诸多相关意象的复杂化趋势。在唐诗宋词楚天楚水意象的不断演变中,我们既可以分明地见出文学的前后承传之迹,亦能见出楚文化对诗人胸次的自然陶冶之痕。

传统与现代之间:世情小说的审美意识

在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中,世情小说的出现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世情小说在小说人物的选取、整体结构及小说的语言上,明显流露出不同于史传文学的新的平民化、世俗化的审美意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新变中,世情小说又表现出与史传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动机、创作原则、传奇性等诸多方面承袭了源自史传文学的传统的审美意识。可以这样说,世情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座桥梁。

中国传统思维的典型范式

在中国传统思维范式中,最核心最典范的莫若太极图式思维。所谓太极图式思维,是指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以阴阳之象勾连万物,从而在抱一的空间和生生不息的时间中确立事物的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以太极图式思维来概指中国传统思维范式,将有助于我们更便捷、直观地了解传统文化的核心义理。

中西诗学在文学中的存在方式

中西诗学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对于文学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却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中西文论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即文学本体的解释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框架,那就是着意于运用语言,通过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营造一个“创造的世界”。

水性思维:楚文化之主体特征

楚人以水为邻、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文化的走向。老庄阴柔为上、率真任性、归复自然的辩证与圆通,荆楚文学的柔性品格、繁富绮丽与浪漫飘逸,楚艺术的想象丰富、色彩富丽与谲怪莫测,楚人性格的坚忍不拔、威猛狡黠、狂放不羁,均因水而得。因此,水性思维得以成为横贯楚文化诸般特色之上的主体特征。

一石三鸟:晴雯的形象塑造

在《红楼梦》的人物画廊中,晴雯只算得上是一位小人物,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小人物,作 者却赋予了她特殊的使命:映衬黛玉,象征大观园中众丫鬟主子的悲惨结局,推进宝玉叛逆性格的 最终形成。

晏几道的时间意识

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特殊的性格,使得晏几道的时间意识指向对往昔的留恋。这样一种滞后的或后向式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决定了小山词的发展方向。时间意识的滞后,使得晏几道于现实全然采取了逃避的策略;时间的后向,使得晏几道专注于内心世界的冥想与开掘。小山词时空交错与逆挽式的表现手法、梦境的着力营构、凄迷感伤的抒情基调,莫不由此而奠定。

水性人格:楚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事风格

得益于水之涵育,楚人的集体人格明显地带有水性特征。楚人思维方式之天真,源自于水之灵动浩淼,仪态万方;楚人行事风格之执著,根基于水之克难奋进,矢志东流。由天真而来的浪漫奇谲,由执著而生的雄肆奔放,在成就楚文化的同时,也使得楚文化拥有了不同于他文化的质素,从而奠定了楚文化的独特性。

代言:古典文学之本质抒写

受农耕文化的浸润,中国人养成了由己及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受"文以明道"观的主宰,中国文人皆自觉地以文章为传道之工具,因此,代言就成为古典文学最本质的抒写方式。从最早的甲骨卜辞和金文铭文中的代神谕或代王言,到后来书、记中的代他人言,再到后来古文中的代圣人立言,旁及词、曲、小说,整个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古典诗词梦境的营构

梦是古典诗词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范畴。在具体的诗词作品中,其表现形态尽管纷繁复杂,但仍严格遵循着文学表现现实的基本原则,即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一点,从古典诗词梦境的具体营构方式和相应的情感抒发模式上可以分明见出。因此,当我们解读古典诗词的梦境时,就不仅是在探寻诗人内心的情感世界,同时也是在还原那一个个独特的时代,而这正是古典诗词的独特魅力及艺术价值之所在。

清言:乱世文人的最后一方心田

源出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一变而为魏晋之清谈,再经由唐末小品文的发展,到明清之际风行一时。清言之作,大抵篇幅短小,取材广泛,语言通脱,但在貌似平和的字面下,仍隐藏着不平与讽刺,攻击和破坏,包蕴着乱世文人的满腔无可奈何。可以这样说,清言是清流面对浊世的最后一声呐喊。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何典》:叛逆与回归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古典小说 ,其藐视一切的魄力 ,无规无矩的写作方式 ,以及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 ,既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 ,又是对俗文学的真实回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 ,自身也成为了经典。

水浒英雄之义与儒家文化之关系

水浒英雄之义举,明显地表现出残忍好杀之特点,在其侠义的背后,指向的是爱的缺失。究其原因,乃源于儒家以己为中心的有限度的推爱。而儒家"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将这种有限的仁爱推向极致的同时,最终导致了仁爱背后爱的彻底失落。一部《水浒传》,在展示英雄侠义之举的同时,也穷形尽相地逗引出其与儒家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昭示出中国文化之复杂多样性,这正是《水浒传》独特的认识价值之所在。

古典小说的发展路向及其对当代小说的影响

文学的发展总有着传统的前后相因。中国文化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史官文化。受此影响,古典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路向中,一直受着史官文化因子的制约。古典小说正是在史传文学精神的烛照下,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叛逆。这种继承与叛逆,几乎决定了后世小说创作的基本发展路向。当代小说的创作史就是一部继承经典和背离经典的发展史,这无疑深受古典小说发展路向的制约与影响。

《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虽然存在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但蒲松龄《促织》与卡夫卡《变形记》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人物的变形。透过貌似荒诞的叙述,不仅能见出两位作家对专制重压下人的命运,即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说是人的异化的同一思考,更能见出中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即中国人的家庭意识和西方人的个体意识的流露。所有这一切,正是这两部作品荒诞背后所掩藏的真实。

女性地位之历史变迁:从潘金莲到王熙凤

在王熙凤与潘金莲两个人物的塑造上,有着十分显明的前后承传关系。其性格的核心,一为跋扈,一为贪婪。然潘金莲乃残忍刻薄与贪淫无耻,终至人性沦丧;王熙凤则为八面玲珑与贪财好利,毕竟人性犹存。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女性地位之历史变迁:女性从非人的存在,终于慢慢回复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时代。

高等院校古典诗词教学模式新探

高等院校古典诗词教学应立足于文化的活态传承,也就是说,不仅要让学生通过古典诗词的学习提升其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古典诗词的学习中,品味到真实的人生况味,获得真切的人生体验,从而将其内化为自我的生命意识。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改变现有的古典诗词教学方式,立足于传统与当下,构建吟诵与体验合一的新的教学模式。

《古诗十九首》的焦灼意识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乱世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集中传达了士人功业难就与时光易逝两相矛盾的焦灼意识。其焦灼意识的产生,既源于儒家的入世精神,更源于东汉末年黑暗破败的社会现实。当《古诗十九首》将这种焦灼感融入"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的主题之中时,不仅表达了特定时代里士人的独特情绪,也传达出了整个封建社会士人的共通情绪,而这正是《古诗十九首》之典型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