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实践逻辑——基于上海市社区治理案例的研究

党的领导既是中国民主制度的运作特点,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逻辑的支撑结构之一。党建引领基层民主协商治理,既是党在基层领导方式的实现形式,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上海市社区治理作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重要经验是,以党建为引领,充分运用各类自治议事平台,将民主协商贯穿于社区自治和街区共治的全过程,形成“自治有主题,议事有平台,落实有保障,成效有评估”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对上海市社区治理创新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回应了基层党建为何需要、如何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引领问题,进而提炼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民主协商与党建引领“三位一体”的整体实践逻辑。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纵向扩展路径——基于复式协商民主程序演化的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纵向扩展成为国家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持续时间和实践广度上,协商民主为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纵向扩展路径。它不仅是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典型观察样本,还是一个切实存在的国家制度演化样本。中国协商民主演化面临着参与者选择程序的国际共性特征和中国特色问题:一是“指定代表”与“邀请代表”造成的“参与不足”;二是通过随机抽取来选择协商民主参与代表,但“随机抽样”又无法与特定的中国社会参与结构相吻合。中国复式协商民主,从单纯的理论论证转向注重可操作化的程序设计并在东西部不同地方和基层治理空间内付诸实践,创造了独特的参与者选择程序,超越了上述困境。经过横向地区间扩散和长期地方实践检验,执政党在理论上确立了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与实践载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特征。因此,协商民主案例体现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共性问题,并且实践操作化程序使其具有了纵向扩展空间,最后形成了中国民主结构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从地方程序创新到国家制度的政府创新的演化范式。

基于UHPLC-Q-Orbitrap-MS比较不同产地黄芪饮片的成分差异

目的探究黄芪的3个重要产地(山西浑源与朔州、甘肃渭源与岷县、陕西子洲)所产黄芪饮片的成分差异,为其基原鉴定与质量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技术(UHPLC-Q-Orbitrap-MS)测定3个不同产地黄芪饮片的化学成分。以变量投影重要性(VIP)>1、P<0.05为标准,筛选获得其显著差异成分,用SIMCA软件对所得化合物及差异化合物进行聚类分析、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PLS-DA)。结果4-羟基肉桂酸、胱氨酸、刺芒柄花素等21个化合物在甘肃、陕西、山西3个产地黄芪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甘肃与山西产地的黄芪差异性成分有1个,山西与陕西产地的黄芪差异成分有11个,甘肃与陕西产地的黄芪差异成分有18个。结论基于UHPLC-QOrbitrap-MS液质联用技术及聚类分析、PLS-DA等成分分析方法所得21个差异性成分,可为不同产地及品种黄芪饮片的来源鉴定及质量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组织化嵌入”超越“结构化割裂”——现代城市基层开放式治理的结构性要素

作为一个结构性存在的"中国城市治理中的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必须超越简单的"党建研究"或者单纯的"城市治理"来看待。本文认为基层党建面临制度叠加的"创新内卷化"、多元人群参与的不均衡、空间治理滞后、组织激励不足与治理"碎片化"等困境,造成了党建对社会的"结构性割裂"。在城市的国际化属性日益凸显的基础上,治理结构的开放性日愈突出,基层党建要实现"引领",需要将开放式党建"嵌入"到具体社会治理中,形成一个"党社双向开放"结构。其结构性要素营造的具体路径为组织形态要从封闭转向协商共治,形成多中心复合共治结构,提升基层协商民主参与的程序化,回应网络空间的民主治理诉求,以形成多元有序治理。

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与“民主”机制——当下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批判

中国协商民主经过长期的制度实践,已经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个主要领域,本文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案例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尤其是集中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制度实践上,对当下协商民主开展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结构进行了分析。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引入具有历史的基础,呈现出国家治理需求的上层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促生了多个领域的协商民主的实践,基层协商民主在行动主体上呈现出从社会组织到党组织等多样性,在开展领域上呈现出从乡村治理到城市治理的宽范围,在实践议题上呈现出从环境治理到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在参与形式和程序上呈现出多层次性。但中国协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对协商结果追求超越了民主诉求,追求意见征集的形式结果重于实践程序的合理性和透明性的制度要求。最后我们提出了未来中国协商民主在七个层面开展的路径结构及其存在的挑战、困境。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研究

创新持续力直接影响着政府改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论文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这一结构性概念,以研究和提取影响1978年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要素,对当下进行的政府创新进行长时段反思。文章初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创新持续力的九个关键性命题,它们构成了政府创新的认知体系。文章认为国家创新空间、创新类型、创新动力、政治民主、合法性、官员资源获取(升迁)、组织生存和扩张、受益人群、政府职能范围界定等命题对于创新持续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对既有地方政府创新个案和创新历史的整合,提出创新持续力的研究范式。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程序与效能检验——浙江温岭参与式公共预算的制度分析

协商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民意征集和利益整合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通过观察协商民主在浙江温岭市15年的实践程序发展,对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进行了实证分析。温岭协商民主从最初的公共事务的民主恳谈,到重大公共工程项目预算的协商民意调查,最后形成整个乡镇与市级部门的参与式预算,呈现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典型实验样本。在此基础上,对参与协商的样本科学性、协商前后参与人的态度变化、参与人地位与讨论团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的效能检验,并对实践程序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归纳,分析了这一实践存在的问题。

超越“指定代表”和“随机抽样”:中国社会主义复式协商民主的程序设计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如果要发挥其治理功能,就需要从单纯的理论论证转向注重可操作化的实践程序。在中国长期的协商民主实践中,一直存在"指定代表"(1)参与式的协商民主,从而造成"内部化民主"这一偏移的实际执行取向;同时引入了国际流行的"随机抽样"来改进协商民主的参与代表的选择,但它又无法适应中国特定的社会参与结构。无论侧重于哪个取向,都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具体实践中的内生性科学化不足的困境。在分析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参与不足"和代表选择"随机困境"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需要超越国际社会中协商民主的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和超越中国传统的"指定代表参与"的路径,建构起基于现有中国社会群体的科学分层抽样而又环节科学的复式协商民主抽样程序。这一立足于中国特定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程序,可以提取出"沉默大多数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的意见,同时匹配其他程序,有利于真正实现社会民意的整合。

“开放式党建”:基于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的融合

当下基层政党建设如何开展,已经成为中共执政的核心命题。中国的社会变迁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提供了基础的社会背景,而要实现执政党的党建使命,就要转变传统基层党建的封闭式模式,把群众路线的精神融合到党建的结构中,建立政党与社会的协商民主机制,以开放式党建的新形态重构政党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街道)根据新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有此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初步建立了一个包括开放的理念、目标、结构等要素和社会独立评价方式在内的系统的开放式党建形态,为基层党建的开展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也给我们呈现了基层党建面临的诸多制度性命题。

地方政府创新:困境与抉择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在“创新”与“守成”之间面临着极大的抉择◆如果单纯的复制和学习，可能是替别人宣传“政绩”而对自己不利，这造成了许多有效的制度无法在同一区域内顺利复制以地方发展为主的模式形成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创新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效果？

从单点式、区域化到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何以可能?——基于整体性扩散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从少数地方的单点式创新逐步扩展为基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创新,但整体性扩散结构没有生成。整体性扩散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深化,且使已有的创新面临维持困境。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差异、地方自主性和央地关系。为此,建构基于地方发展需求、央地关系与创新类型的三维空间选择模型,考察在创新扩散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突破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扩散困境形成整体性创新,需要重塑政府创新的整体战略,超越传统的央地分权模式,破除制约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因素。

“权威-分层-分权”结构何以可能?--基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40余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中国40余年发展历程中的地方政府创新,对社会建设、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执政方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供给功能。1978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结构特征:政治组织的全国统一(中央威权的基础)、地方经济和管理模式的多元化与社会张力结构持续增加,这构成了观察地方政府创新"为何发生、何以持续、如何扩展"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在多案例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发现,通过地方政府创新,中国实现了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自下而上的扩展与横向复制的扩散,实现了从经济改革到管理创新的分层次分权的发展结构。由于采取了分层-分权,而不是一揽子放权,地方政府创新作为一种治理资源,有序地嵌入地方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当中,使得超大规模的社会呈现出地方支撑的发展结构,从而分解了整体性社会发展的任务,形成了中国各个区域发展的政府创新资源嵌入,这提供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化基础。地方政府的创新功能发挥,使得中国社会发展结构具有了"威权-分层-分权"结构的地方内涵,实现了国家整体性社会发展任务分解的地方化机制与社会危机化解的地方结构,以及民主化的地方进展载体,这正是地方政府创新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所在。

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影响差异分析--基于2012年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着使用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差异,即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核心性公共资源缺失"可获取性",但在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上面,它们又受到哪些要素的影响,这构成了现代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核心问题。本文根据分层抽样的方法,选择广州市流动人口对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对城市资源使用的非制度因素,即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两个方面的指标对其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使用水平的影响,比较了二者的影响差别。与人力资本的影响相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的各项指标与一般性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水平的相关性都很显著。这表明在未来的城市治理机制设计中,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城市融入度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注重提升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因此,制度设计应重视政策提供的平等性,提升城市空间内各人群间的社会融合质量。

人口流动视野下的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建构——基于“新型产业工人”对开放式城市治理结构的需求分析

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发展中的核心议题,而基于大量城市人口集聚基础上的城市公共安全更是中国急需重视的问题。我们在流动人口的视野下,针对中国大量流动劳动力所形成的新型产业工人对城市治理的需求结构,进行了实证性的调查分析。新型产业工人的群体的城市需求,重新塑造了当下城市公共安全的结构,而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具有更强烈的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因此,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本文提出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建构的重要结构:城市空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劳动权益维护机制、组织化表达和城市认同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城市治理结构,容纳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型产业工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共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本身的目的,即实现现代城市所必须体现的"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整体性观察框架——从社会问题的对策创新走向现代化制度治理

4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从“在地化”的问题出发,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支撑点,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的对策创新,逐步形成了可以进行整体性分析的框架要素,它包括“地方化中国”的理论观察视角的重要意义、地方创新的试验功能与国家整体性治理体系的互动、“纵-横结合”的两个政府创新典型演化路径,以及政府创新的制度化和国家创新稳定化的可能性。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就必须维持地方政府应具有分散性创新行动空间、试错空间和积极性发挥空间,使得国家整体性发展任务的完成继续建立于地方任务分解结构与危机化解机制之上,在此基础上使得国家政府创新与地方政府创新自主性形成有效互动。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内卷化”的趋势。

回归空间差异化和尊重生活多样性——避免城市精细化治理走偏的两个核心支撑点

现代城市治理强调针对城市治理的“短板”进行精准化的治理,形成精细化治理的机制。针对现代城市在街区层面的物质空间的差异化和社区层面的生活多样化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结构,城市治理短板要基于空间差异化和生活多样化的脉络,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进行确认和解决,而不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性的城市规划,以形成与刚性的城市管理一致性的对应结构。城市的活力在于差异化的街区空间营造与多样化的社区自治方式,因此,精细化治理的城市路径是基于民众认同的精细化治理,它应该包括空间差异化和生活多样性的理念确立,建构现代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关系,促使城市规划转向社区规划,避免破坏式更新与单向度的物质性建设,超越对城市问题的运动式规制,应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大数据技术。

社会主义民主何以落地--用中国协商民主程序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自己的政治内涵规定和具体逻辑结构,由社会主义选举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组成,形成了从选举过程走向治理过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本文以上海、浙江等地已经“落地”且“管用”的实践案例为基础,集中讨论了中国民众在民主治理协商参与全过程中的完整程序环节,包括参与人的全面选择、协商讨论规则与科学量化民意等过程;聚焦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程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逻辑延伸关系,回答了“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更加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关键命题。总之,着力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中轴”。

城市基层社区的信息网络和调控机制运作

城市基层社区信息网络传输与调控机制的建立 ,是一个十分现实和重要的课题。探寻中国城市基层社区运作现状中的矛盾原因并进行科学分析 ,是加强基层党建和政府调控的必然要求。

现代城市治理需要有效的民主治理结构

现代城市是现代国家能力增长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国家引领性的发展力量,具有经济资源的高度集聚与物质形态的持续更新这两个现代性特征,但是它更需要一个民主的治理制度,才能保证集聚与更新结构的持续进展。影响城市这两个现代性结构的五个关键层面是:基于透明化参与的城市社区空间规划、基于民主化建设的现代城市管理结构、基于市民群体融合的协商自治、基于开放式结构的基层党建以及基于共享进步的信息化平台,它们各自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意义。中国当下对城市的管理需要发挥民主治理结构对城市发展的统合性,实现城市经济产业集聚、物质形态更新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机平衡,否则,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必然会带来城市发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