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带的人地关系与地区关联

在现代地理学兴起之前,并不存在农牧交错带的概念,但农牧交错带却确切地存在着,那时的农牧交错带没有凭借地理学、气候学观测而标识出的指标界限——年降水量400mm等值线所经行地带,但是人类在长时间的生产活动中却能清楚地感觉到什么地方适应哪种生产方式,并与环境对应形成农牧生产方式的空间分布。于是我们追寻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印记,开启对农牧交错带环境变迁的研究。如同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存在根源一样,农牧交错带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距今4000多年前,农牧交错带中人类活动方式以农业占据优势,而大约距今五六千年前,由西亚、中亚一带驯化的家畜马、牛、羊等传入中国,并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内蒙古中部、陕北等地出现家畜饲养,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呈现出农牧兼业行为。

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选址与环境解读

通过x2检验等方式提出,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对海拔400～500m高程区域选择倾向十分明显,在这一高程内又偏重于距河床10～40m的坡地,兴隆洼、赵宝沟以及红山文化期这一特征最突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位置表现出以400～500m高程区为核心向高、低两个方位发展。针对上述聚落环境选择特征指出:①根据人类生存方式可将西辽河流域划出林地与草地两大地带,两者的交界处即400～500m高程区域内以坡地为主的林缘地带,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主要集中在这里,随着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原始农业的发展,聚落选址从原来的林缘地带向草地甚至林地扩展,前后不同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界定了自然环境的空间属性与地域差异。②西辽河流域受地带性环境因素制约,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林缘地带的动植物资源也并不丰富,仅能满足人口密度极低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获取食物的需求,红山文化以后随着人口增殖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③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密度很低,人口规模在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之下,农业开发尚未对西辽河流域带来明显的环境扰动。

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

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

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

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毗邻地区的聚落是分析论证农业开垦范围与环境扰动的重要依据,作者将这一地区的聚落分为两类,其中之一为散居在各处的基层聚落,规模小,人口少,围绕聚落形成的耕地范围也有限,不是造成环境扰动的主要方面。另一类以府、州城为中心形成的聚落,人口集中,耕地范围大,且大部分州治城邑属契丹历史纪念地,而不是农业垦殖适宜地;个别州治城邑地处沙地中部,不具备农业开垦的条件,由于人口集中,这些农田插花地不但范围大,而且是引起环境问题的关键地区。

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生产部门 ,早期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 ,依托定居农业而存在 ,游牧业的产生晚于放养型畜牧业 ,并与定居农业完全脱离。导致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 ,并由放养型过渡到游牧型与气候变迁有直接关系。本文以内蒙古朱开沟考古发现为例 ,论证了畜牧业分离以及游牧业产生与环境变迁的对应关系 ,并指出草原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畜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 ,环境变迁推动人们适应环境放弃农业生产 。

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从1918年放垦，巴林左旗经历了近百年的聚落兴建与农业开垦历程，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转折点，此前聚落分布以空间扩展为主，以后转为密度增加，在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变化的同时，聚落高程也表现出从400～600m高程区这一自然条件具有优势的区域向其它高程扩展。在人口的推动下，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与环境选择经历了由疏至密、由优至劣的过程，并随着农业发展，农田扩展与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人地关系的矛盾焦点。

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

2 0 0 0年来人与环境适应是 IGBP组织针对全球变化研究进展提出的最新研究方向 ,实现这一研究方向 ,中国具有最大的优势。文章针对中国 2 0 0 0年来人类活动的特征 ,论述了人与环境适应研究的科学框架 ,并指出由于人类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与能动性反应 ,人类调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每一个行动 ,都可以作为人地互动信息的反映 ,成为深入认识地球系统长期持续利用与全球变化趋势的依据。

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

小麦被普遍推广到南方,需要与当地农作物进行轮作复种。在水稻插秧技术出现之前,直播式种植方式使水稻用地时间过长,以致贻误下一茬作物的农时。插秧技术出现后,为稻麦复种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提供了可能。水稻插秧技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为推广小麦的种植范围提供了先决条件。南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又进一步促进了稻麦两熟制的实行与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使小麦的种植范围逐渐从江北移向江南,从旱地岗阜移向平原地带。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 ,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由于西辽河流域南北地区资源环境的差异 ,两地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是不同的。本文指出 ,虽然辽中期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上京地区与以老哈河流域为核心的辽中京地区人口数额相近 ,但辽上京地区人口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临界值 ,环境已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 ,最终以人口迁出形式求得人口与资源的暂时平衡 ;而辽中京地区 ,由于资源环境较优 ,整体上人口与资源禀赋保持平衡 ,仅局部地区存在资源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阶段生存环境的选择。

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

来自14C测年、花粉分析、历史文献记载、考古调查几方面研究证明,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处于气候温暖期,此时流域内发育了黑土层,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由植物、动物乃至于流域内的河流、湖泊组成的生态环境也处于良性发展阶段,为辽王朝的崛起提供了基础。西辽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气候波动不会超越该地区所处自然地带的局限性,辽代西辽河流域在典型草原的背景上,仍然分布有成片的沙地,且时常存在风沙现象。

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

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从短期或定期轮荒耕作制向土地连作制转换 ,从一年一熟制向两年三熟、一年两熟等土地复种制转换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清代中后期是农业种植制度的几个重要转型时期 ,本文以这三个转型时期为线索 。

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论

西拉木伦河流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 ,也是生态敏感地带 ,探讨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是研究辽代经济以及环境诸问题的前提。辽前中期是历史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最多的时期之一 ,主要包括编户人口、提辖司户人口以及迁往中京地区的人口 ,三部分人口约 3 5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主要将编户人口与提辖司户人口列入农业人口范畴之内 ,并未考虑迁移人口与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其实 ,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往辽中京地区的人口均属农业人口 ,同时也是辽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其列入 ,即全面复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农业人口规模与农田垦殖规模、生态环境直接相关 ,这 3 5万农业人口决定了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开发规模 。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经历了数次变动 ,辽初来自中原、渤海等地的移民 ,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 ,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 10 0年 ,至辽中期 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 ,并推动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移向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 10 0多年 ,至金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作者重点探讨了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口与农业核心开发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 ,自北向南的空间转移过程 ,以及与环境变迁间的对应关系。

近300年来玉米种植制度的形成与地域差异

农作物种植制度是作物生理特征与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玉米作为外来作物进入中国境内,在同传统作物的竞争中,通过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一方面形成以山区为优势的土地利用形式,另一方面则通过产量优势取代了谷子等作物的种植空间,加入到作物轮作系统中,并在空间上形成北方一年一熟制春玉米轮作区、北方两年三熟制夏玉米轮作区、南方丘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

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及其区域特征

承德地区近三百年开发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关内移民大量出关与塞外政治中心──避暑山庄的出现，对这一地区的近代经济开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以避暑山庄的兴衰为线索，论述了在前后两个开发阶段中这一地区的区域特征与经济开发过程，并指出山庄的衰落不仅影响了承德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地理面貌。

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

宋代蚕桑业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一线以东,太行山以西只有一些零星分布。南方分布比较普遍,除海南岛及个别偏僻山区外,几乎都是植桑区。麻类纤维作物的分布比桑柘广,不种桑柘的地方种麻,盛于桑柘的地方也种麻,麻的地理分布几乎遍于各地。

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

本文所论及的东南丘陵地区,包括皖南丘陵、浙闽丘陵以及赣东西丘陵,范围所及宋代浙东、浙西、江东、江西、福建五路。丘陵山地是东南地区主要的地貌类型,其面积约占东南五路总面积的80%,宋代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生活在这里。因此无论从地理意义还是从经济意义上看,研究丘陵山区的农业开发。

辽代农作物地理分布与种植制度

辽王朝辖境内，以旱地粮食作物为主，粟种植范围最广；小麦种植有限，除南京道外，其它地区很少种植。"澶渊之盟"后南京附近开始种植水稻。经济作物以麻为主，桑蚕业多限于南京一带。辽境内除南京外，大多数地区耕作粗放，实行一年一熟制，南京道属于传统农业区，实行两年三熟制。

历史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开发与人口迁移

东北地区经历2次农业开发,辽金时期与清代2次开发之间元、明300多年,东北地区再度恢复为草原或森林草原环境,清代同治、光绪以来的内地移民将农业开发转为持续性的生产活动。全面农业开发之前,东北地区保持以森林、森林草原为主的环境特征,农业开发一步步用农田取代了原有的地理环境,并具有从南部的松辽平原向北部松嫩平原逐步推进的空间特征。

我国历代状元的分布

科举是我国古代的重要选官制度，科举考试使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下层文人，有进入仕途的机会，结束了世家大族世卿世禄的垄断局面。开科考试从隋代首兴，到1904年盛行一千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