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巡海制度向巡洋会哨制度的转变——以明代广东海防为例

明初,东南沿海反明势力盘踞沿海岛屿,与明廷对抗。其时恰逢日本国内处于南北分裂之际,致使日本乱民、武人、商贾等逃渡至中国,窃据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倭寇势力,与反明势力相互勾连结引,为害甚巨。在此种情形下,朱元璋开始注重海疆防御体系的建设,其中最关紧要的便是巡海制度的实施。至明中后期,随着倭寇日炽,巡海制度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划有明确巡防区划、进行连界会哨的巡哨制度,使海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晚清广州府巡检司的地域分布特征初探——以《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的记载为中心

巡检司作为明清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维护着县级以下社会空间的治安和秩序。广州府巡检司的设置在清代中期以前经历了曲折的变动过程,至嘉庆末逐渐趋于稳定。以《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为中心来考察晚清广州府巡检司的设置情况,可以发现道光至宣统间广州府巡检司数稳定在35和36个之间。从巡检司的设置数量和地域分布上看,晚清的广州府与广东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广州府区内各县之间也呈现出沿海和平原地区分布集中而内陆和山区分布稀疏的地理差异,同时各县巡检司的设置呈现出离心化的特点。

明代巡海向巡洋会哨制度的转变——兼论南海巡洋区划与连界会哨

明初,东南沿海反明势力盘踞沿海岛屿与明廷对抗。其时恰逢日本国内处于南北分裂之际,致使日本乱民、武人、商贾等逃渡至中国,窃据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倭寇势力,与反明势力相互勾连结引,为害甚巨。在此种情形下,朱元璋开始注重海疆防御体系的建设,其中最关紧要的便是巡海制度的实施。至明中后期,随着倭寇日炽,巡海制度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划有明确巡防区划,进行连界会哨的巡哨制度,使海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试论春秋流亡与晋国地缘政治格局

春秋时期的社会流动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更体现在地域空间上,春秋列国之间的以及列国内部的冲突与变动引发了极为频繁的流亡现象。地处山西高原的晋国可谓是居诸国之上流,在春秋争霸格局中面临着东部齐、西部秦、南部楚等国之压力,因此晋国在地缘政治部署中分别利用各国流亡人士的智慧以及所提供的政治情报为晋国争霸事业服务;同时晋国流亡他国的精英人士也往往服务于敌国以制衡晋国,这种双向的地域人才流动构成了春秋史上一道独特而精彩的图景,也为人们探究晋国地缘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明代南海海防兵力部署初探

明代的兵役制度经历了由世兵制向募兵、征兵制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编制亦经历了由卫所向营哨体系的转变。基于此,在讨论明代南海海疆防御的兵力部署时,应将其置于明代这一军事制度演变的背景下来考量。如此,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海防兵力部署中的若干问题。同时,通过对南海海防兵力部署的考察亦可看出明代南海海防重心的空间演变特点。

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地理概念考论

在汉代文献中"徼"、"徼外"多出现在对西南地区夷汉人群的界定中,而这种界定往往是一种地理上的表达,"徼"内和"徼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面貌。作为一种地理边界和地理区域,随着汉代政治地理的扩张,"徼"和"徼外"亦不断地发生时空变动,反映了汉代西南边疆极具弹性的变化特征,并在不同语境下具有多元的地理意义。

汉灵关新考:兼论灵关道的走向及相关地理问题

汉代"灵关"是汉"灵关道"上的一道重要关隘,扼守着成都通往西南夷的交通咽喉。但对于汉代"灵关"的具体位置,历来诸家说法颇为抵牾,概而括之有"汉嘉灵关"说、"越嶲灵关"说、"二关并存"说三种观点。若要辨清汉"灵关"的具体位置,需厘清汉灵关县、灵关道、灵关三者的关系,并联系古蜀国灵关、唐宋灵关与汉灵关的关系,结合汉灵关道的走向,则不难发现汉灵关与古蜀国、唐宋灵关实为一地,系地名沿承而已。只是前人对《水经注》记载误解,以致对汉"灵关"位置看法的抵牾。

春秋“疆防”二题

中国早期随着人们疆域观念和边界意识的萌发,藩卫疆土,拓疆殖民,标识境界等做法逐渐被强调。春秋时期,诸侯力政,各国竞相兼并,引发了激烈的边界扩张和疆土诉求,在边境折冲之区构筑城防与设关置塞作为疆防实践的有效措置,颇受各国青睐。边城与塞关在现实的疆域拓殖中充当前沿跳板的作用,在边疆防御中则起到堡垒与屏障的作用,更是经营新纳入版图领地的重要据点。相应的,境上之城与界上之关成为列国表识疆界、区分界域的重要标识。

基于OBE理念的立体式教学实践创新探索——以宝鸡文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周秦伦理文化概论”课程为例

基于OBE教育理念,从课程核心知识体系的建构、教学方法的改进、评价机制的完善等方面探讨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周秦伦理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确立了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校外见习实践三位一体的立体式教学实践创新体系,突出“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旨在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和“以成果为导向”的学这种新型教学关系,以此培养学生吸收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

春秋时期晋国疆域变迁考

春秋时期列国疆域问题是春秋史,乃至先秦史中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需要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故此,本文通过对传世典籍的细致梳理和排比,辅之以文物考古信息,尝试对春秋时期晋国疆域变迁按照四至方位作一逐年的考证分析,并择取'标准年(时段)'作为横剖面绘制春秋末期晋国疆域轮廓示意图。

明代环南海地区防御中参将的设置及辖区变动考

从明代整体防务格局来看,前中期的重心集中在北部沿边地区,嘉靖以后倭寇日炽,防务重心逐渐转移至东南沿海。就环南海区域①防务格局而言,嘉靖以前主要为镇压西段广西和粤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嘉靖末年,环南海地区东段海防形势上升,但西部“瑶乱”仍未完全平定,因此,环南海地区的防御重心呈现东西重、中部轻的态势。万历以后随着葡萄牙人的入侵和澳门商业地位日隆,加之倭寇海盗的威胁,环南海地区中段逐渐上升为防务的重心。这一军事防务的演变过程与参将的设置及其辖区的时空变动密迩相关。

上博简(八)《王居》“关”地望考

《上博简(八)·王居》中有地名曰"关",有学者以为其应是《华阳国志》中的"阳关"。实际上,"阳关"乃战国时期巴、楚界上之关,在今重庆涪陵北部一带,而春秋时期巴楚对峙在汉水中游,尚不及阳关。阳关乃战国以后巴人拒楚所设,不当属楚。根据春秋中晚期楚国疆域扩张的地缘格局来看,此"关"应当为春秋时期泗水沿线交通要邑彭城一带的重要关隘。

明代镇守广东总兵设置考——兼论明代广东陆防与海防重心的时空演变

镇守广东总兵、副总兵的设置与演变是明代广东乃至岭南军事史中的重大问题,厘清其设置及驻地的变迁,对我们探索明代广东陆防与海防重心的时空演变至关重要。然因史籍对其设置时间的记载颇多抵牾,且常将镇守总兵与副总兵混淆谈之,加之对镇守总兵与副总兵驻地的变迁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这对我们深入探究广东军事地理的相关问题造成一定的障碍。基于此,笔者细绎文献,对明代镇守广东总兵、副总兵的设置时间与驻地变迁进行系统地考证分析,认为明代镇守广东总兵始设于正统十三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前后经历了四次罢置。随着陆防与海防重心的时空演变,其驻地亦先后经历了四次迁移。

明代广东海防分路新考

对于明代广东海防三路的划分时间、过程,前人多止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认为始于嘉靖末年。新近鲁延召打破以往的认识格局,认为广东海防区域的划分始于元末,为刘鹗所提出。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对比分析,认为元末说值得商榷。郑若曾虽提出了三路划分的设想,但基于种种原因,其设想之真正实践乃经历了由二路到三路的复杂过程,至万历四年(1576年)才得以实现。在分析海防分路形成时不仅要考虑到其与明代岭南地区陆海防御重心时空格局的密迩关系,同时亦有必要将海防分路置于同北部边防分路比较的视野下考量。故此,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对相关问题再作探讨。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评介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人文地理的复苏,中国历史地理学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历史城镇地理学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已经开始从以往单个城镇的历史地理研究向区域城镇地理研究方向发展,但是断代性质的区域城镇地理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理论和方法有待更进一步完善和提高。2014年4月长江出版社出版的吴宏岐教授新著《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

《时空交织的视野: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简评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澳门学尤其是澳门历史研究已成为学术热点之一。不过，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某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以澳门半岛为主，对离岛关注不够，未能涵盖整个澳门地区；在研究视角上比较单一，以传统的史学研究为主，缺少时空纬度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有鉴于此，吴宏岐教授新著《时空交织的视野：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旨在弥补这一缺憾，力图展现一种新的澳门学研究范式。

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

关于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及其变迁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认为明代两广总督定驻梧州的时间为成化六年(1470年)而非成化元年(1465年)或成化五年(1469年);终明一代,两广总督府址经历了两次正式迁移,分别为万历八年(1580年)迁移肇庆和崇祯五年(1632年)迁移广州,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一次迁移或五次迁移,只不过在两广总督府址发生迁移之前,曾于两地分别设立过总督(提督)行台,以备总督不时巡行之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和万历二年(1574年),为了应对海防形势变化的需要,两广总督也曾先后临时性移镇惠州和潮州,虽然这两次临时性移镇不能看作是总督府址的正式迁移,但却透视出了明代两广总督府址迁移过程的复杂性。

明代南海区域陆海防御格局的演变

明代南海区域的陆海军事防御格局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集中体现在南海区域军事指挥体系的时空变动中。镇守广东总兵、副总兵作为明代南海区域军事指挥体系的高层建制,它的设置与驻防地的变迁是明代南海区域军事史中的重要问题。然而,由于史籍记载较为零散,且颇多抵牾,故而学界对镇守广东总兵与副总兵驻地的变迁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从镇守总兵与副总兵驻地变迁切入,可进一步厘清明代南海区域以镇压"瑶乱"为主的陆防与平靖"倭乱"为主的海防二者重心的时空演变格局。有鉴于斯,通过细绎文献,进一步深入考证,发现明代镇守广东总兵、副总兵自正统十三年(1448)始设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多次置废的同时,其驻地亦先后经历了四次迁移,这一变动与南海区域陆海防御重心的牵动密迩相关。

春秋时期宋国疆域变迁考

春秋时期列国疆域问题是春秋史甚至先秦历史政治地理等相关研究的基础。通过对先秦文献中宋国疆域地理信息进行细致而深入地发掘、梳理和排比,进而尝试按照四至方位对春秋时期宋国的疆域伸缩情形作一"逐年"复原。至春秋末年,宋国北境在今封丘、兰考、菏泽、曹县、定陶、成武、单县一带同郑、卫、鲁错壤;南境到达今宿州、永城、鹿邑、柘城、淮阳一线同陈、楚接界;西境在今开封、民权、杞县、睢县、通许一带与卫、郑相邻;东境濒今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并沿泗水向南到达今徐州、萧县、睢宁一线。最后择取鲁哀公十三年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82年-前468年)为"标准年(时段)"作为横剖面绘制春秋末期宋国疆域轮廓示意图。

上博简《曹沫之陈》中的“交地”小考——兼论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疆界形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收入一篇定名为《曹沫之陈》的古兵书,主要内容为春秋初期鲁庄公与曹沫之间关于对阵用兵之法的问对,其中涉及"交地"一词。此"交地"与《孙子·九地》中的"交地"为一。"交地"本为西周封邦建国时预留在各国封疆之间的"空白"地,法理上属于周天子。平时各诸侯国可以通过"交地"进行交通往来,但却不能任意占有。春秋时期,周王对诸侯国的约束力下降,先王之制失效,列国争相扩张,蚕食土地,"交地"不仅是列国争夺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交地"在本质上和传世先秦文献中的"间地"、"郤地"或"隙地"并无二致,只是在不同语境下的称谓差异而已。因此,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疆界并非都是错壤而处,封疆之间也存在着"间"、"隙"、"交"地这样具有一定宽度的中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