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转型与路径优化

后税费时代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出现了转型趋势:在选培环节,引领发展的能人型带头人成为重点的选培对象;在管理环节,带头人的职业化已逐步成为趋势;在监督环节,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渠道实现了制度化。带头人队伍建设的转型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纯洁性,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个别地区在部分建设环节上存在一些不平衡性。为了高质量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尊重人民的选择,着眼实际强化带头人队伍选培的开放性;立足人民的需求,在带头人队伍管理中充分践行群众路线;围绕人民的认可,加大对带头人队伍的关爱与支持力度。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进入“后税费时代”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各地从多渠道选配优秀带头人以提升引领发展能力,推动职业化管理以夯实带头人的履职成效,同时还通过强化监督约束带头人权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既是党组织适应性调整的结果,也是乡镇党委和政府治理的需要,更是广大党员群众的集体诉求。在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全面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为乡村振兴建立了坚强的政治保障。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平衡性及局部的隐忧。对此,应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选配的精准度,通过减负增效为带头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全方位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支持与关爱。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方向

通过考察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组织和乡村常规权力对乡村治理起到了主导型的支撑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开始以弱化或绕开乡村组织及乡村常规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国家基础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难以完全匹配,单向度建设往往造成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局。鉴于乡村常规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可以有效契合,为推进乡村社会中现代国家建构,应重新重视和启动乡村常规权力建设,并使之与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有效衔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结构与历史性变迁——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改革开放至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等三个历史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变量序列结构影响,并与各政治行动相关主体形成博弈互动态势;同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的历史变迁发生了路径依赖现象,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中,出现新的制度断裂和历史否决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要打破"历史否决点",适应新的制度情景,从而实现制度的再变迁和再创新。

新中农阶层的兴起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转型

建国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倚重对象历经了从贫农政治精英向"能富"经济精英的转变,这一转变并未能达到"双培双带"的预期目的,反而在实践运行中走样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阶层基础呈现出"内卷化"状态。近十年来,伴随打工经济和土地流转而出现的新中农阶层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实现转型,积极吸纳新中农阶层并推动其发展壮大,这对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及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皆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与村社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运转的状态紧密相关。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可以看出,村社共同体能有效促成公共品的自主供给,而村社空心化的状态则使自主供给陷入困境。后税费时代完成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应发挥其自主供给的作用,而自治供给有效达成的实践指向则是重塑村社本位。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困境、根源及机制创新

后税费时代,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效率与质量不高、供给主体权责失衡等多方面问题,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乡村治权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割裂。推动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必须实现国家与乡村在理念、资金、制度三方面的有效链接。

国家整合乡村的运行逻辑与路径重塑

国家整合乡村表现为通过政策、程序和技术来改造、建设和塑造乡村的过程,可以从城乡整合、资源整合、主体整合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反观当下实践可以发现,尽管国家整合的成效斐然,但在城乡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基层发展主义,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造就了基层新型利益共同体,在主体整合的过程中遭遇了技术性治理的异化。这些问题根源于"行政本位"式的整合路径,而要破解这一路径带来的弊端,就必须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嵌"式的整合路径。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下乡:进路、逻辑及推进路径——基于广西百色市“农事村办”的考察

"农事村办"公共服务模式始创于广西百色市,其注重服务端口的下移和服务内容的村社化,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体现了后税费时代国家对村庄社区化治理及基础性权力再建设的努力。但公共服务下乡并不仅仅是运行机制问题,亦是资源分配问题,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下乡,应加大资源下乡力度,并调动村社集体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基于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运作方式。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在集体经济时代、税费时代、后税费时代的发展变迁嵌入在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及发展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变量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受制度环境决定并随其不断发展。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正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实现运行机制的路径创新。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优化策略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不仅在于物质装备、技术改造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更关键在于通过一定的路径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的突破以完成土地经营规模化。在当前农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产生了小农户联合实现规模经营以及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两种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前者在没有改变农业经营权的基础上实现了规模服务效益,被视为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后者在农业经营权流转的基础上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被视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优载体。但对其实现过程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农业现代化的两种实现路径都存在着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或推动,尽管可能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但有损小农户的权利与利益并形成农业治理的风险,难以符合“三农”协同的要求和稳健型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为了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应坚持农民意愿为先的法治理念,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农业现代经营的引导机制,加强经营主体扶持政策的精准度;创新土地细碎化整理的政策,尊重农民组织合作的首创精神。

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乡村治理开始发生新的转型。在乡村治理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治理体制的标准化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等两种实践样态;在乡村治理能力转型的过程中,凸显了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技术治理能力等两种实践趋势。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转型是国家整合乡村的过程,由国家自主性、工业城镇化发展及“三农”的现代发展等共同作用促成。由于我国国情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特点,乡村治理转型并非要消灭乡村,而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这就对当前的转型带来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反思:从实践上看,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活力,乡村治理能力转型应突出组织农民并推动其参与乡村建设。从理论上看,乡村治理转型代表的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须重视国家整合和乡村社会的自治功能的双向互动。

乡村关系的运行机制与改革发展方向

透视不同历史时段乡村关系的历史变迁和逻辑过程,可以发现"非规范利益捆绑"机制在其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这一机制使村庄治理呈现出依附性,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当前正在推动的"减负增效"改革也没有能从根本上破除利益捆绑。要真正实现乡村关系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通过乡村治理公共规则建设来切断利益连带,还需要乡村两级组织治理转型和治理规则的重塑。

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局及破解之道

乡村文化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有机系统包含了活动载体、价值规范及精神意义三个层面。当下的乡村文化治理,"行政主导"治理模式的城市化、项目化、任务化突出导致文化活动载体与价值意义的断裂,使自身陷入功利性、封闭性和技术性治理之中。为了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文化,必须推动乡村文化的"协同治理"模式,并实现多个路径的优化。

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

"富人治村"的样态具有区域差异性,但皆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能带来当下治理的"低度均衡",却又对乡村治理的长久发展带来难以回避的隐忧。为实现"富人治村"的良性建设和发展,必须讲求辩证法,在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再塑造、发展多样化社区民间组织及县乡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现实逻辑和推进指向——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本文运用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现实逻辑和推进指向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现状存在诸多非包容的"排斥性"逻辑,主要表现在体制设置的排斥性、制度环境的排斥性和权利保障的排斥性等三个方面。为了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增长",国家应通过顶层设计推动资源下乡和治理原则的建构,并通过城乡公共品供给的一体化实现福利普惠,使农民全面享有需求表达和决策的权利,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真正"业主"。

中国乡村文化的衰变与应对

在农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乡村文化正逐步衰变,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与乡村文化"去公共性"、农民价值认知失衡与乡村文化的诸多异变,乡村文化发展及其治理"内卷化"。有效应对乡村文化的衰变,必须以新农村文化建设为契机拓展乡村公共空间并提升其文化再生产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为基础,对农民价值认知的失衡进行引导调节;创设文化专项资金并对接到农民文化组织以破解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卷化"。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与反思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被译介进入我国学术界后在乡村治理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未完成的历史课题,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双重层面不断推进实践进程。当下乡村治理体系层面呈现出外部体系嵌入、村干部职业化以及技术治理凸显等动向,乡村治理规则层面则出现了以基层改革服务乡村社会、制度性规范规制村级组织、直接治理保障农民权利等趋势。两个层面的动向和趋势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也带来了乡村社会自治弱化及基层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失衡等隐忧。基于此进行理论反思可以发现,乡村社会中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是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需要在国家自主性的前提下“发现乡村”并“引领乡村”,在国家政权嵌入性和乡村社会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才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