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控权功能的反思及其替代

税收法定自其产生伊始便被赋予控权意涵,其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由立足于共同利益的“为民征税”向建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由民征税”之理念跃迁,但核心价值均是给征税行为提供正当性基础。当税收和税法承载的治理功能日益凸显,过于机械的税收法定显露出其不合时宜之处,其既不能满足税收调控对时效性、专业性的要求,也可能因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而无法真正收到控制行政权力的实效。因应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不妨适当限缩税收法定的覆盖范围,置重心于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税收规范和税种;而对于主要承载管制诱导功能的税收规范和税种,则相对放宽法定要求。相应的,经由构建以支出为重心的替代性机制,使财政控权的目标依旧得以达致。

突发事件中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进路

学界对税收优惠零散无序状态多有讨论,我国对其也在进行法律规制,但当前学界较少关注应急状态下税收优惠的法律管控问题。从突发事件中税收优惠的目的与基本属性出发,应急状态下税收优惠政策应被归入行政应急权范畴与我国应急基本模式"一案三制"中,并可以借助权责一致原则、量能课税原则与比例原则考测其权力正当性。现行法律规范对于应急税收优惠主要呈现零散的授权规范,未构建合理的管控机制。在授权规范中,应明确授权目的、事项与对象,配以一定的审核举措以促成动态管控目的。同时,将应急税收优惠纳入应急预算与应急预案中,并将趋于常态化的政策适时上升为法律。

外国球员转会中国的转会费该征什么税

关于外国球员转会中国的转会费该征什么税,首先得厘清转会费的属性问题。理论界对转会费的属性有多种不同的界定,其中技术转让对价说没有考虑到球员不符合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要素;违约金说忽视转会制度和违约责任的内在差异;债权转让说不能解释球员转会后将和新俱乐部重新签订合同的问题。转会费应该是原俱乐部要求球员提供服务的权利以及优先和球员续约的权利的对价,是无形资产转让的对价,类似于对球员的"赎身",对此应依我国税法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依双边条约征税。

欧洲现代吨税制度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船舶流失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海运业的发展,而欧洲国家使用的现代吨税制度在吸引船舶入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我国改革传统吨税制度不无启示。立足于充分的资料,通过分析欧洲现代吨税制度的实践,了解其制度构造、对船舶出籍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我国在借鉴其经验时,应结合我国国情,扬长避短。

社会本位视角下之近代中国所得税立法——《所得税发达史》述论

近代学者朱偰在《所得税发达史》一书中系统梳理了所得税的发展过程和三种主要立法模式,将其置于法本位的历史发展框架中,可发觉所得税本身即具有社会本位属性,并随着法的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转换而风靡全球。近代中国引介所得税除了补充财政和税制革新之目的外,还有社会本位层面之动因,具体包括传统中国整体主义价值观之赓续、20世纪初西方社会本位法律学说之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之凸显。社会本位动因的存在决定了所得税在近代中国之发展不能脱离其社会本位属性,但囿于经济环境和战争压力,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多次立法尝试在税权表达和规范建构上均存在相应的社会本位问题。以史为鉴,当代中国所得税的社会本位立法应注意在基本税权表达和具体规范建构层面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和保证所得税之公平性。

美国纳税人公益诉讼中联邦司法权的保守困境

19世纪以来,美国纳税人公益诉讼在州和地方层面的发展趋于成熟,而在联邦层面则举步维艰。对于纳税人公益诉讼在联邦层面的发展困境,美国学术界存在争议,理论分歧是对“联邦司法权界限”性质的不同理解:是一种宪法性限制抑或只是一种司法自我克制的谦抑性表现。对此,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但基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宪法性限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宪法第3条对“事实损害”的限定;其二是担心对行政权和州权的过度干预。但问题的本质是初衷在于限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个体权利的《美国联邦宪法》成为纳税人公益诉讼在联邦层面发展的主要障碍。

美国纳税人公益诉讼的兴起:历史契机与正当性基础

一项制度的诞生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契机和借助早期的正当性基础建构。美国纳税人公益诉讼于19世纪中期兴起于州和地方层面,并逐渐形成包含四个要素的诉讼模式:原告资格、诉讼范围、法律限制和激励措施。溯源历史,美国纳税人公益诉讼诞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纳税人对于税收压迫的敏感性和对于普通法的继受,而纳税人公益诉讼得以迅速发展是因为早期法院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和美国政府在公共事务中角色的扩大。溯源彼时案例,美国法院主要借助“股权理论”以解决纳税人原告资格问题,以“成熟原则”解决司法泛滥问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务人员执法能力转型的路径

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税制格局,促动了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形势下,税务人员执法能力转型不仅是有效征税的根本,而且还有利于降低税收合规风险、提升税务机关可信任度和强化国际协作。但目前我国存在缺乏完善的培训机制、缺乏数据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税务人员老龄化以及税务系统与企业的人才竞争等问题。未来,应当首先明确税务人员在数字环境下所需具备的能力,继而通过完善税制、完善培训机制、强化人才引进和优化培训方式等政策措施促进税务人员执法能力的转型,并且通过改善学习环境、优化待遇和晋升渠道、合理使用税务人才等方式防止税务人才外流。

甘末尔《税收政策意见书》与近代中国税制转型

晚清以降,为因应财政困境和谋求税制转型,裁撤厘金与引入西洋直接税一直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财政改革目标。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财政顾问甘末尔教授在对中国的税收环境进行考察后,向国民政府上呈《税收政策意见书》,排除众意认为中国不宜引进西洋直接税。在意见书中,甘末尔阐释了基二维的税制理念,即先期理论构建与经济基础,国民政府综合考虑后中止了所得税与遗产税的推广。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筹取战争资费而强行开征直接税,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虽然时人对甘末尔意见书褒贬不一,但这些观点都存在片面性。以历史脉络为基点,甘末尔意见书对中国近代税制转型有两点影响不可忽视,即对我国早期引入西洋先进租税理念有所助益和对近代以来国内致力于税制改革的潮流给予警示。

清末民初税制转型的主要困境

清末民初,传统赋税难以因应财政困境,清末特殊税种厘金更是广受诟病。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等均致力于裁撤厘金与引入西洋税制,以补足早已入不敷出的财政需求。但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均无法实现"裁厘加税"的构想,究其原因,主要与当时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及经济困境相关联。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力得以加强,裁厘运动得以推进,但囿于现实经济环境,西洋税制的引介工作依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