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哲学色彩

在明清之交的诗论家中,除王夫之而外应数黄宗羲的诗学思想哲学意味最浓,其开阔的诗学思考视野和多方面、多角度的诗学批评实践引发并深化了他对“诗以道性情”命题所指向的诗歌艺术本质的探讨,这一致思路向明显具有超越一般性的艺术评论而深入诗学本体论考察的性质。同时,系统清理理学学术史的哲学思维训练不仅增强了其诗学思考的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辨性,也为其诗学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本文就黄宗羲诗学思考的契入视角、理论核心及方法论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哲学色彩略作阐述,以尝试探求其诗、哲两重学术背景的内在勾连。

关于加强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而加强这一工作,重点在于加强以理想信念和共产党员先进性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同时要加大发展力度,规范工作程序。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素来不乏以"性情"论诗的个案,然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对"诗以道性情"说的阐释却多有独得之见。他以"性情"为诗之本体,并衡之以"真"、"广"、"深"这三重基本价值向度,不仅对诗学情感之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关系问题有新理解,也在诗人情感表现的当下性、时代感与历史文化思考这三者间构设了一种理论张力。而这,对于今天进一步讨论中国诗学抒情传统、反思中国诗学情感论等问题显有其现实意义。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谈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中的情感沟通问题——政治辅导员工作杂谈

加强情感沟通 ,是政治辅导员做好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方法。现实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情感沟通 ,情感沟通的关键在于设身处地为毕业生排忧解难。同时 ,要开展情感沟通 ,还必须在细节上做文章。

“张力”抑或“张力”论:一个值得省思的问题

在时下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论著中频频可见"张力"一词,也常见通过揭示某种内在张力来展开论题的论述方式。这一思考进路与整个现代性反思传统显然有着直接关联,因而后者内在的某些理论缺失不可避免的附着在这种思虑方向之上。及时的省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有着积极意义。

上下千古,自治性情——黄宗羲诗学思想片论

明中后叶以来,受前后七子复古派诗学的影响,诗坛普遍充斥着一股模拟剽窃的诗风,成为清初诗论家批评的重点。作为学者的黄宗羲认为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宋以来折衷之学大行其道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导致学诗者被"入主出奴"的门户家数所束缚,模唐拟宋。另一方面,部分学诗者认识到"随事摹拟"(明高启《独庵集序》)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提出以不学为学,以致又产生准的无依的困惑。归根结底,这二者都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诗与学的关系所致。由此,黄宗羲正面提出了学通过治理诗之性情而介入诗的观念。

“第一义谛”之探寻:陈寅恪对洪迈的两点批评及其诗学意义

《元白诗笺证稿》有两处对洪迈解读元白诗之意见予以直接的批评,颇可注意。两处批评恰关涉其对古典诗歌文本是否可解,以及如何获得一种"真解",亦称"第一义谛"的基本看法。而这一看法中,实又隐含陈寅恪本人独特的诗学研究方法,以及值得现代诗学研究者注意的学术思路。

梁启超的“诗史”观——《饮冰室诗话》的若干诗学思想分析

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源于思想深处深沉浓厚的历史意识,在讨论近代诗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诗学的"诗史"精神,又将之与近代以新民为主旨的启蒙思想紧密联系,为新诗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最好的时光》:一种文化的反思

在侯孝贤近几年的作品中,《最好的时光》无疑是一部充满文化反思意味的优秀个案。导演运用反常的叙事结构,展示了不同时代语言的演变与文化的变革,进行了一种价值观演变史的反思。影片在细节上,包裹着一层深深而又审慎的文化思考。影片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下影视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两维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诗学”与考据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宗,中国诗学在研究方法层面所凸显的示范和引导力量,无疑早已为学界所重视。就此而言,援引考据学的方法、侧重于诗歌文本的文献学考察抑或诗歌史史实性考证的"诗学考据",不仅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道路上有其悠远历史脉络,直至当下仍具重要影响,堪谓中国诗学学术史上一种特殊的学术类型。然"诗学"毕竟是一种现代学术,其何以一定要讲考据?此种"必然"所导致的某些未加反思的"认同"又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这些恰是当下讲"诗学考据"者不应忽略的一个问题。

从“秋兴”情结看中国文学的自省精神——读钱穆《晚学盲言》札记之一

现代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秋兴"情结研究颇多,但钱穆从中国文学深层的"人生自省"视角出发,对"秋兴"文学所蕴涵的生命自省意识的解说,无疑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自身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种方法的“诗胎考据”——钱钟书诗学考据学论略

钱钟书对文学研究中的考据尤其是陈寅恪式的诗学历史考据多有批评,然而其在实际学术研究中却多有考据。钱钟书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均是富含考据气息的著作。就考据方法而言,钱钟书的诗学考据可称为“诗胎考据”,即在错综排比中考探诗学文本的“诗胎”所在,并批评其艺术得失,按《管锥编》的提法,亦可称之为“连类举似而掎摭”。

上下千古 自治性情——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创新性

从明中后叶诗风的弊端及清初批评家的评论入手,导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批评的新视角,揭示其创新性——自治性情,并对黄宗羲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

重现一代士人生活的美学情韵——读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

讲魏晋风流，总绕不过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溉那就像听真正的侠客讲江湖的风雨，在情在意，尽气尽才，拨动人内心无边的歆羡。不过歆羡叹赏之余，不免留有一份好奇：那一代士子的唯美与深情，到底成就的是怎样一份完整的生活影像？

黄宗羲“以诗补史之阙”说的另类解读——中国文论教学手记

“以诗补史之阙”是黄宗羲对传统“诗史”说的重要发展。这个命题不仅指向裨补史阙,更可见古代中国知识人一份自觉的使命意识和着力人文重建的思想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