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古籍编目概述(下)

五、外观形态项外观形态项主要包括装订形式、数量、图表、尺寸、行款版式、附件等六部分内容。满文古籍常见装订形式与汉籍基本相同,主要有线装、平装、精装、包背装、经折装、梵夹装、卷轴装、纸捻装、毛装、片页装。但因满汉文书写方式的不同,满文古籍在线装、平装、精装、包背装、经折装、卷轴装、纸捻装、毛装等装订形式上与汉籍略有不同。

满文古籍编目概述(中)

三、著者项满文古籍文献著录项目中,唯一需要同时著录满汉两种文字的项目只有"题名"项,主要原因在于,真正用满文原创的作品极少,多是译自汉文典籍的译作。由此形成满文古籍在形式上的鲜明特点:单一满文者只占很少一部分,满汉合璧、满汉文者居多。这一特点也决定了著者项中的第一著者往往是汉籍的著者,满文译者则为第二甚至第三著者。"著者"即"责任者",或称"著作权人",包括著者、编者、辑者、译者、注者、绘者,等等。责任者项的著录内容包括责任者的朝代、姓名、责任方式。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满文古籍570余种,数据库记录书目1 300余条(部),当有满文古籍实物1 200余部,藏量居全国次席、高校之首。这些满文古籍主要源出陈寅恪、福克司、今西春秋等名家藏书,数量大,质量上乘,品种丰富。今后将不断完善编目成果,揭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的全貌。

满文古籍编目概述(上)

文献堪称一切治文史者的基础,即以文献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材料,据文献求得研究结论。文献学为治古代学问者所必备的基本功,被奉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之学、门径之学和工具之学。专门从事古籍研究时,不仅要研究文献内容,还要研究文献的形式,即文本本身。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形式"上的研究,即文献学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是文献"内容"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前期工作,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不仅需要掌握少数民族文字,还要理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注重从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古籍编目"入手,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事业,重新审视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此理念指导下的满文古籍编目方能著录规范,准确揭示满文古籍"形式"上的重要特征和构成元素,为满文古籍"内容"的专题研究提供确凿的信息,充分发挥满文文献学在满学中的价值与作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易学善本叙录——抄本(三)

《周易文化研究》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已刊载李雄飞等多位老师整理过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本易学善本叙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大旧藏易学善本叙录（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大旧藏易学善本叙录（下）》,并于第六辑、第八辑刊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易学善本叙录———抄本（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易学善本叙录———抄本（二）》,受到读者欢迎,因此第九辑仍继续刊载有关部分内容,以接续第八辑。

冒广生与镇江

冒广生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并非镇江人,但民国初年曾在镇江为官,任镇江关监督兼镇江交涉员。虽不过短短两年,但造福一方,颇有德政,深受镇江士绅百姓的爱戴。离任之日,"万人空巷,以相袒送,实为前此所未有";"镇江绅商学界人士倡议为先生树立德政碑,以资后人"。先生后改任淮安关监督,其母周太夫人因体弱多病而仍居镇江寓所,冒广生也经常在工余返镇江照看母亲。母亲去世后,冒氏辞官,回镇江守制两年,在镇江的时间前后近5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本文分为两部分,首先对冒广生的生平做了简单介绍,并对其字号、生年进行了考证;然后对冒氏在镇江为官期间的德政、交游唱酬、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进行了梳理和考证,纠正了现代相关文献中诸多错误。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易学善本叙录——抄本(二)

《周易文化研究》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已刊载李雄飞等多位老师整理过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本易学善本叙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大旧藏易学善本叙录（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大旧藏易学善本叙录（下）》,并于第六辑刊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易学善本叙录———抄本（一）》,受到读者欢迎,因此本辑仍继续刊载有关部分内容,以接续第六辑。

順治十二年内府刻本《御製勸善要言》辨證——《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及《圖録》糾謬一則

《御製勸善要言》是清世祖福臨輯譯漢文典籍中的勸善格言,勸人向善、行善,宣揚因果報應,以教化臣民,宣揚其治國理念的一部倫理道德方面的文獻。出於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此書被奉爲治國馭民的精神聖典而被廣泛傳刻,爲後人留下了漢、滿、蒙等多文種的多個版本,其中以滿文本爲多,尤以清順治十二年(1655)内府刻本最爲著名,也是該書最早的刻本。該本在各種書目中多有著録,但幾乎所有關於該版本的著録都是錯的,包括經過國内頂尖版本專家審定的、作爲國家珍貴古籍版本範本的第二、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及其《圖録》。本文對該書的滿文刻本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辨析,推翻了一直以來被奉爲權威的、傳訛已久的版本著録,還其版本的真實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