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铜活字考论

清代内府铜活字是中国活字印刷史的经典论题,但限于文献档案及实物资料的阙失,目前学界仍对清代内府铜活字的诸多问题聚讼不已,成为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文章借助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为编纂、刷印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应陈梦雷的请求在武英殿设立铜字馆,制作了大小铜活字总计达100余万个。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准允和亲王弘昼奏请,将有字铜子1 015 433个全部熔化,用以铸造雍和宫三世佛,而非用于铸钱。除此之外,仍有大小无字铜子188 404个被用以铸造铜炉、铜狮等铜陈设。无字铜子的存在,不仅证明了内府制作了大量的备用铜子,同时揭示了内府铜活字的制作工序系先铸造成无字铜子,再从无字铜子上镌刻成字。

雍和宫三世佛与《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板

雍和宫大殿有著名的竖三世佛,鲜为人知的是,三世佛系《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板熔铸而成。根据军机处档案,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喇嘛庙后,开始大量制作佛像,经和亲王弘昼奏请,乾隆帝准允将贮存在铜字库用于刷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内府书籍的铜活字版交铸炉处销毁。乾隆十年(1745年),铸炉处将铜活字板全部销毁用于铸造雍和宫三世佛。这一发现不仅纠正了乾隆帝铜活字熔化用于铸钱之说,而且还揭示了雍和宫三世佛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许广平别名“逸尘”考——兼释许广平佚信

关于许广平何时开始使用“逸尘”,其是化名还是别名等问题尚有考释之必要。1927年11月1日举行的女师大旅沪同学会筹备会,许广平与女师大同班同学张平江、吕云章等五人被推为筹备员,当时《申报》对筹备会的报道中已使用“许逸尘”之名,说明这一名称至迟在1927年而非抗战期间已使用,“逸尘”并不是用以自我保护的化名。1940年10月19日《新蜀报》刊登《景宋致友人信》落款为“逸尘”,1941年上海沦陷后日本宪兵盘问许广平名字,许广平自称“逸尘”,以及亲友信札中所称“逸尘”等事实,均说明“逸尘”为许广平常用之别名。此外,根据许广平别名“逸尘”等相关信息,辑得多封许广平佚信,并作释读.

金门诏生卒年考

金门诏,字轶东,江都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任明史馆、三礼馆纂修,是清代著名史志目录学家,著有《补三史艺文志》《明史经籍志》等。关于金门诏生卒年,因史料缺乏而难致其详,学界已有诸说存在歧异。兹列如下:

古今圖書集成館纂修人員考實

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詔開古今圖書集成館,任命誠親王允祉為監修,陳夢雷為總裁,物色人員進館纂修《古今圖書集成》。集成館開館前後採取舉薦、詔試等方式選拔人員入館纂修,並設立了監修、總裁、副總裁等職,由專人分修《古今圖書集成》各典部,也有專人負責謄錄、校閱、繪圖和刷印工作。雍正帝即位後,清洗原集成館部分纂修人員,纂修工作短暫停頓後二次開館,至雍正三年十二月閉館,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吏部尚書孫柱請准議叙纂校人員。值得注意的是,集成館纂修人員多為身份低微的舉貢生員,集成館興廢也直接影響到了纂修人員的個人命運,此一特殊性與康熙末年的皇位繼承關係甚大。

清代行宫研究述评

行宫是古代帝王巡幸驻跸之所,清代先后兴建了100余座行宫,帝王常在驻跸行宫期间处理朝政、接见使臣、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对清代行宫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详悉的学术史梳理,同时总结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行宫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有益借鉴。

武英殿修書處與四庫全書館協作關係考論

武英殿修書處直接隸屬於總管内務府管轄,與修書各館的關係緊密。一般而言,修書各館負責書籍的編纂和校對,編竣後往往交由武英殿修書處進行刊刻、裝潢,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彼此行文往來非常頻繁,特别是針對書樣、板樣的校對,彼此互有分工合作。四庫全書館與武英殿修書處的關係相當密切,武英殿修書處全面參與了四庫全書館的繕寫、刷印和裝潢工作,四庫全書館閉館之後,《四庫全書》的補函、校訂等工作也多交由武英殿修書處完成。

《红楼梦》程高本纸厂印记考辨

目前所见多种《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均有"万茂魁记"、"祥泰字号"等标明纸厂商标的印记,文章在搜罗、梳理所见两种版本所钤印记的基础上,指出以往学界所认为的程高本"东厂扇料"印记实为"本厂扇料"之误,故该印不能作为证明程本刻印地点是北京的证据,程高本《红楼梦》摆印地点与琉璃厂东或者东厂也无必然关系。文章还首次发现台湾东海大学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晖阁藏板《易研》同样有"万茂魁记"、"本厂扇料"等印记,为重新探索《红楼梦》程高本用纸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1926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探析

1926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新年第一期头版刊登了主编孙伏园向读者征求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的倡议书。该民意测验前后进行了55天,投票者达791人。投票结果显示,冯玉祥、李烈钧等新兴军阀得票高于段祺瑞、张作霖等旧式军阀,反映出北伐前夕民众对北洋军阀内部力量消长的认知变化。在评选出的前10位"柱石"中,国民党员或亲国民党人士占了7位,揭示了国民党的重新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时人的普遍好感。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等外交家的入选,说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表现得到了民众的认可。该民意测验结果还反映了科学救国、国语运动、汉字改革的社会思潮在知识界的影响。

新发现的程伟元史料考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小泉指画禅僧"扇面一幅,经考证为程伟元于嘉庆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所画,是目前除了"指画罗汉册"外所发现的第二幅程伟元指画作品,该扇面还留下了程伟元本人的题画诗及诗注,可谓弥足珍贵。此外,朝鲜燕行使朴思浩的《心田稿·应求漫录》、沈象奎的《斗室存稿》均有程伟元的相关记载,对于查考程伟元生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揭示程伟元"指画禅僧"扇面以及燕行录相关记载的内容、价值基础上,结合目前学界已经掌握的程伟元资料,对相关问题加以考辨。

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

关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原件第一回十五叶b面是否曾贴有附条批语以及相关问题,周文业、沈治钧等先生均曾撰文探讨,引发广泛关注。2013年,学界调阅上海博物馆所藏甲戌本原件,发现该叶有残存的"予若"二字,证明了附条批语的存在。而关于附条原本的具体形态,何人何时书写粘贴以及何时消失,则莫衷一是,聚讼不已。经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查考,胡适早在1950年3月就曾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据私藏甲戌本原件制作了缩微胶卷,保留了原件早期的状况,可谓弥足珍贵。查该"缩微本"第一回十五叶b面页眉处确有完整贴条和二十八字墨笔批语,是甲戌本原存在附条批语的铁证,且提供了关于附条形态、书写者、粘贴时间等问题的重要线索,是近年来甲戌本版本研究的重大发现。

清宫康雍时期铜活字印书述论

关于清宫铜活字印刷书籍之缘由、刻印了哪些书籍以及最后为何突然废止不印等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本文利用最新发掘的内府档案,结合其他史料,详细爬梳清宫康熙、雍正朝铜活字印刷书籍的相关史实和存在的问题,证明清宫制作铜活字的初衷是为了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朝《钦若历书》《历象考成》以及雍正朝合编本《律历渊源》皆是雕版刻本而非传统认为的铜活字印本。允禄奏议铜活字印刷不能垂诸永久,因此清廷将铜活字收贮于铜字库,乾隆年间被熔化铸佛,清宫铜活字印书活动从此中断。

《永乐大典》副本署名页之价值考论

现存《永乐大典》残本皆为明代嘉、隆时期的重录副本,副本册末原均有记载该册录副人员姓名、职衔的署名页,对于认识《大典》的录副详情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较为全面地整理了218册《大典》署名页所载录副人员(总校官、分校官)相关信息,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大典》副本册末署名页的价值进行探讨,发现《大典》录副人员是动态流动的,署名页改装补写后多有讹误,署名页所揭示的录副人员更替、衔名变化,可藉以探究《大典》录副的具体分工和录副进度。

新见乾嘉汉文抄本《蒙古家谱》及其价值考辨——兼考罗密、博清额家世生平

清代雍乾年间罗密初纂、博清额续纂的《蒙古家谱》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籍,学界通常认为存世有五种汉文抄本、两种蒙古文抄本。福建省图书馆藏两卷本罗密编纂《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藏三卷本博清额续纂《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两种汉文足本,以往学界未曾关注和利用,从版本及内容看,均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通过避讳信息、版本比勘等方式考察可知,闽图藏本、社科院藏本成书于清代乾嘉时期,成书年代早于目前所知版本,更接近原本。此次发现的《蒙古家谱》汉文抄本还附有注释和大量随文批注,对文中所涉人名、地名、年代等相关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弥足珍贵。此外,利用一手文献档案可深入挖掘《蒙古家谱》作者罗密、博清额生平履历中的更多历史细节。

《四库提要》早期纂修史事新证

新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翁方纲、姚鼐等纂《四库提要》稿1册,收录22种书的26篇提要,其中6种书的提要未见于已知著录。此稿经四库馆总纂官审阅并拟定处理意见,钤"臣昀臣锡熊恭阅"朱文长印。比勘目前已见翁方纲、姚鼐《四库提要》分纂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底稿内容与之基本一致,修订文字则未见于其他分纂稿,且部分修订文字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采用。考订可知这批底稿抄写时间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间,修订文字形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九月间。从时间上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稿晚于分纂稿,早于《四库提要》汇总稿,应属《四库提要》修订过渡稿,保留了提要早期修订过程中的原始面貌,对于厘清《四库提要》早期纂修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者“蜀魂”考实

《共产党宣言》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其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极为深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几十年来,《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史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20世纪初的早期中译者群体中,名为"蜀魂"的《共产党宣言》译者颇受学界瞩目。

清代武英殿修书处成立时间考略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皇家刻书机构，专门负责内府典籍的刊印、校勘、装潢等事务。武英殿修书处的直接产物——殿本，不仅数量达数百种，而且代表了清代刻书工艺的最高水准，清人金埴评价康熙时期的殿本“在宋版之上”。①那么，武英殿修书处是何时成立的呢？对此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分别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九年、雍正七年（1729年）的不同观点。对于同一机构的成立时间出现完全迥异的数种说法，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文献记载的歧义和后世对文献的不同解读。本文拟在全面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发掘的档案，确证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否定了雍正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等同于武英殿修书处正式成立的通常看法，而厘清该问题，可以对武英殿修书处有更为全面、可靠的认识。

清代殿本售卖流通考述

殿本售卖是清代官刻典籍流通的重要方式。殿本的通行售卖始自雍正朝,当时是交由崇文门监督处售卖。乾隆九年成立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成为殿本售卖的专门机构。其售卖方式灵活,主要采取直接售卖和发交五城书铺售卖两种方式。殿本流通范围较广,由京城遍及各省,甚至经由京师琉璃厂书肆等途径流播海外。殿本售卖不以牟利为目的,主要根据制作所费纸墨、写刻工价以及耗余情况核定成本价,以扩大流通范围,达到统治者所期望的"人人诵习,以广教泽"的目的。然而受制作成本、存量、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同一种殿本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其书价皆有差异。总体而言,乾隆时期的殿本书价,一般官员、士子可以接受,但普通百姓并无足够的购买能力。

再论清末立宪中的国会年限问题——以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底稿为中心

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的预备立宪筹备清单是清季立宪进程中的重要文献,但关于该清单是否宣布开设国会年限及其出台细节仍存在诸多疑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一份宪政编查馆起草的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底稿,完整保留了清单出台之前的修订签条和墨笔校改痕迹。这一清单底稿与清廷正式颁布的清单定本存在诸多差异,清单底稿原拟96条,清单定本删改为92条,不少条目进行了增删和调整。清单底稿第一年第一条原有"请旨宣布开设议院年限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同办",最末一条原有"光绪四十三年第十年"字样,正式颁布时这两个关键性的条目均被删除,从而遮蔽了宪政编查馆原拟奏请第十年开设国会但最终被改动的重要事实。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可知预备立宪筹备清单由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人秉承两宫意志删改而成。清单前后多有删改,实际上是各方力量博弈之结果,真实反映了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出台的艰难过程。

胡林翼致毛鸿宾信札八通考释

苏州博物馆藏有胡林翼致"寄云""骥云"的未刊信札八通,均未收入目前所见《胡林翼集》《胡文忠公遗集》及相关论著。经考证,"寄云"、"骥云"为毛鸿宾之字,这批信札作于咸丰八年至咸丰十年之间,内容涉及胡林翼督师援皖及杭州被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等重要史实,也涉及胡林翼在湖北修壕建圩、防堵捻军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