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民主”双重叙事下的战后日本儿童身份重构——论开高健的《皇帝的新装》

日本战后作家开高健的代表作之一,《皇帝的新装》以儿童画教师“我”的视角,通过一位名叫大田太郎的孩子,管窥了日本战后儿童教育状况的一隅。一般认为,开高健借“我”之口,批判了日本战后教育界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的功利与拜金现象。然而,此类解读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我”所谋求的儿童独立人格并非是先验的存在,而是战后民主教育体制的产物。本文在参考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儿童之发现”等相关理论后认为,该小说并非意图在“功利教育”或“民主教育”间“站队”,而是将讨论引向了以培养“国民”为目标的现代教育体制下儿童身份的构建这一根本问题。所谓“功利教育”与“民主教育”的争锋,在深层上展现的是日本战后“国家”与“民主”叙事在儿童身份重构上的纠葛。

徘徊于组织与个人之间——《恐慌》主人公的个人危机

《恐慌》是开高健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讲述了一次鼠害中,县山林课职员俊介凭借智慧和才干对抗老鼠大军,却因为上级和同事的打压、排斥,最终治鼠任务失败的故事。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俊介是反抗腐败官僚组织的正义人物,开高健借此表达了对官僚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俊介并非绝对“正义”。在对抗鼠害的过程中,他愿意与官僚组织合作,并且有意远离“进步组织”。本文着重考察了鼠害前与鼠害时俊介在山林课中的地位变化,以此重新阐释小说中蕴含的火热一时的“组织与个人”主题。就结论而言,开高健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战后组织与个人运动的机理,俊介身上体现的是日本年功序列优先的集团主义下深深的个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