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观念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诉讼化构造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目的在于使审前羁押制度独立于办案期限制度,兼顾人权保障和诉讼保障两种价值,使取保候审成为常态,羁押成为例外,审查模式上减少审批色彩,加强诉讼化改造。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位于诉讼监督,适用于所有逮捕案件,并实现相对诉讼化。羁押必要性的判断标准应当排除绝对羁押必要条件,建立符合比例原则的个案评价体系,引入必要的外部监督形式,还要完善保障诉讼的羁押替代措施。

预谋型与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司法认定

“入户抢劫”是目前抢劫犯罪中一种多发性、常见性的形态,一直是司法认定中存在较多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最高法院有关“入户抢劫”的司法解释,将“入户抢劫”划分为预谋型和转化型两种类型,分别对预谋型“入户抢劫”中的“入户”和转化型“入户抢劫”的构成条件等问题作一探讨。

司法体制改革中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制度的新视域

检察长或者受其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对审委会讨论案件等议题发表意见,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完整的运行机制。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制度定位,将其作为审判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补充、司法裁判活动和检察监督实施的特殊方式,它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具有保障作用。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要严格把握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划分列席过程中司法责任归属,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完善诉讼程序等领域稳妥拓展制度功能。

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完善——对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受贿罪的解读及适用

受贿罪现行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立法模式不够科学,定罪量刑标准不够全面,数额标准不够合理,量刑档次设置不够完善。针对这些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是确立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双重处罚标准,二是设置了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三是理顺了法定量刑档次的结构顺序。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细化及完善,可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合理确定受贿数额的具体标准,包括:维持现行刑法确定的受贿罪定罪起刑点数额标准;建立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相对数额标准;调整受贿罪法定刑的数额标准设置。二是准确认定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情节标准,包括:选择受贿罪定罪量刑情节标准的模式;确定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基本情节标准;综合"数额比例与基本情节"认定犯罪情节。此外,建议将来立法再修改时单独设置受贿罪的处罚规定。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实践的理性认识——以上海市检察改革为视角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具体体现。本文以上海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实践为视角,分析探讨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三级审批制、检察办案职权与办案职责、办案职权的授予与行使、检察业务多样性与责任模式相对性、办案主体之间权力与责任的边界等五大关系,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参考。

刑事证据资格的合法性研究——兼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证据的合法性是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依据,要明晰"非法证据"的确切语义。由于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疏忽、失误,没有直接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导致在法定形式上出现瑕疵的证据材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瑕疵证据",应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概排除。对于争议较多的诱惑侦查取证问题,应当在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开展诱惑侦查,由其获得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在移送证据问题上,除非有关行政机关、纪检部门等有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情况,否则应当认定相关证据具备证据资格。对于自然人秘密取证获得的证据材料,在排除伪造可能性后,应视为具有合法性。电子证据是新兴的证据形式之一,虽无法律明确规定,亦具有证据资格。

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问题

共同犯罪作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与单独犯罪相比，是一种更具复杂性和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形态，不仅结构形式多样，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各异，所起的作用大小也各不相同。区分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准确界定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对于犯罪分子量刑具有重要意义，使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实现罪刑相当、罪刑均衡。

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解析

认定自首的基础路径是正确区分一般自首与准自首,准确把握自动投案、余罪自首的本质特征,合理运用"形迹可疑"型自首,认定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如"双规"、劳动教养、治安拘留期间的自首问题,强调一般自首中"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之间有连贯性要求,重点把握自首不从宽处理的例外情形。

检察机关参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探讨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适用于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其它罪名范围可以依据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及条约义务来适当扩展,但当前不应扩展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普通刑事案件。财产范围包括违法所得、非法持有的违禁品及供犯罪所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财物。在诉讼中应区分具体待证事实属性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对犯罪事实采用刑事证明标准,而对违法所得及其范围则采用优势证据标准。检察机关在程序中担任程序启动者、意见审查者和程序监督者,应根据不同角色细化其职责。

强化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现路径

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强化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为强化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职能,充分发挥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在改革实践探索基础上,检察委员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加强对检察业务的宏观指导,以及加强对检察业务管理的指导。

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实践反思与立法完善

关于对再审加刑问题 ,司法上应采取先限制再审加刑条件然后取消再审加刑规定的“两步走”方式。立法上修改审判监督程序 ,明确规定再审不得加重上诉人的刑罚 ;对发回重审加刑问题 ,司法上应限制发回重审加刑条件 ,立法上修改发回重审制度。同时 ,立法上也应适当调整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法律机制的程序保障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事实体法上对老年人犯罪作了从宽处理的规定,同时还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落实对老年人的保障。程序保障应从把握社会基础、规范基础、价值基础和运行基础入手,比较和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保护特殊群体、体现人文关怀的专门规定,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内,立足检察办案环节,更新执法观念、明确适用范围、发挥辩护人保障作用,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及讯问等阶段或环节突出对老年人犯罪群体的特殊保护,构建适当从宽处理的法律机制。

抢劫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新探——以最高法院《两抢意见》与上海市《“两抢一盗”意见》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与上海市《关于本市办理“两抢”和入户盗窃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比较分析,结合司法实践,就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之间的主要差异、有些新的规定内容可能对办案的影响,以及在理解与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新形势下人民监督员制度深化改革及其路径选择——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为例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为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的监督而探索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实践中存在监督内容重心失衡、监督案件数量持续下降、监督对象范围狭窄、监督知情权保障尚不充分以及监督意见和效力刚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坚持"监督案件与监督情形并重"的理念,更加突出对违法情形的监督,将普通刑事案件纳入监督范围。建立监督事项告知机制和听庭评议机制,畅通受理渠道,努力扩大监督案源。规范阅卷程序和会见程序,着力保障监督知情权。增强监督意见的程序刚性,完善复议程序,切实强化监督效果。

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若干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实施后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人员对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认定不一的问题。笔者基于该《解释》的相关规定 ,结合司法实践 ,对“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持枪抢劫”等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进行了探讨。同时 ,本文指出《解释》与刑法典之间存在如何协调的问题 ,笔者主张依据解释性质的不同 ,予以不同的处理。

论自首立功的从宽处罚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的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认识分歧亟待统一。本文立足实践,探讨了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立功从宽处罚的适用等问题,并从司法操作层面对自首立功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刑事第二审程序审理方式之完善——兼谈检察机关在刑事第二审中的职能作用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第二审程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上诉案件审理开庭率偏低,这是法条制定不够科学合理与司法运作不够规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完善第二审审理方式,应该立足国情,采用“分步走”办法,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上进行系统性改革。

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窃取他人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规制

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窃取他人虚拟财产行为如何定罪处罚,是按照盗窃罪等侵财类犯罪定罪处罚,还是按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抑或是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计算机类犯罪定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从法学理论的角度看,界定窃取虚拟财产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区分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如果虚拟财产不属于刑法意义上保护的财产,则不能构成盗窃罪,可能构成计算机类犯罪。如果虚拟财产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可能同时构成盗窃罪与计算机类犯罪的,应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关于利用计算机实施有关犯罪的规定处罚,同时,是否影响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是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应有之义,对利用计算机窃取虚拟财产的定罪处罚还要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的认定及适用——以实证研究为切入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犯罪中最常见的犯罪,自首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最常见的法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呈现自首认定比重较大、自然人认定比例较高、处罚较轻以及侦察、公诉、审判各自认定分歧较多等特点。自首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实体方面和量刑方面。应加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认定的规范,一是区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不同类型,统一自首认定标准;二是建立自首从宽处罚阶梯型量刑体系。

刑事证据印证模式下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胡某职务侵占抗诉案为视角

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作为收集、审查、核实、认定证据从而指控、证明犯罪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但在具体刑事案件中,相互印证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排除合理怀疑,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认定标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且做法也不尽统一,导致在证据条件相似情况下,作出不同的刑事判决。为此,应当明确刑事证据印证的标准,从而有效排除合理怀疑,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