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农贷款的违约风险及对策研究

使用国内某商业银行2012年的林农贷款数据,对影响林农贷款申请批准通过概率和违约概率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提供林权抵押的贷款具有较低的违约概率,而利率较高的贷款申请获得批准的概率显著较高,但这些贷款出现违约的概率也显著更高,表明了逆向选择现象的存在。这一发现表明商业银行不应简单地追求高定价,而是应采取各种手段,积极消除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才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林农金融的发展。

小微企业贷款的担保方式与难点

使用国内某商业银行2012年的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对影响小微企业贷款申请批准通过概率和违约概率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利率越高的贷款申请获得批准的概率显著较高,但与此同时贷款出现违约的概率出现上升的幅度更高,较高的利息收入不能有效覆盖风险的增加,表明了逆向选择现象的存在。相关的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商业银行不应简单地追求高定价,而应采取各种手段,积极消除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唯此才能真正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中国投机性货币需求的计量分析

从分析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分歧出发,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是否与利率相关的问题. 在1992年之前,由于证券市场的缺位,人们的投资选择单一且均无风险,这导致了投机性货币需求很小甚至不存在,因此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很小;而1992年之后,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人们投资选择的多样化,使得投机性货币需求大大增加,利率的变动对货币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论文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计量分析,为以上结论提供了经验的证明.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不确定性与外资进入模式

通过研究外国投资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外资进入模式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来自东亚经济体的投资者更愿意选择控制程度较高的进入模式,包括建立独资企业以及在合资企业中持有更高股份。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短期内选择控制程度较低进入模式的投资者显著增加。

当前基层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社会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文化交流和更新的加速,社会文化以其自身优势强烈地冲击着军营文化和青年官兵的思想。目前,基层单位普遍存在文化建设工作相对滞后的状况。这就使基层部队文化供给"短缺"、吸引力不够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更好发挥基层文化活动凝聚军心、鼓舞士气、促进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作用,应当着重抓好找准基层文化活动定位、增强基层文化活动活力、尊重青年官兵的主体地位、增强基层文化活动实效四个方面工作。

住房抵押贷款的偿还能力风险和理性违约风险

宏观经济和房价的同步下行,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同时构成偿还能力风险与理性违约风险。前者是由于宏观经济恶化,借款人收入的现金流下降所导致的,而后者是由于房价下跌,房屋的市场价值小于贷款金额所导致的。本文利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账户级别数据,区分和度量了上述两种风险对于违约行为的影响,从而对宏观因素和房价波动对住房抵押贷款违约行为的传导机制给予了更加清晰和准确的描述。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 ,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相关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企业负债和所有制性质 (或行政隶属关系 )对退出的影响。本文的基本发现是 ,效率高低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 ,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 ,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 ,企业负债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 ,企业净资产负债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国有企业总体上不受其影响 ,而且行政隶属关系越高 ,所受影响也就越小 ;但净资产负债率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还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

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交易为例

本文使用网上拍卖交易数据,就卖者信誉对市场交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卖者的信誉评价一方面影响物品成交的价格,另一方面还对物品拍卖成功的概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相对来说,卖者的信誉评价对后者的效果比对前者要更显著。这是本文的主要发现。该结果验证了在一个没有政府干预、近乎自由放任的“虚拟”市场上信誉机制的积极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及其影响因素:分位回归模型的一个应用

本文利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数据,运用分位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各类相关因素。与OLS回归结果相对照,我们发现了企业规模、年龄、技术效率、研发投入和负债率等因素对处于不同增长分位的企业的非对称性影响,从而丰富了我们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的理解。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

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动，得到三个基本发现：（1）新进入企业总是能够将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制度“物化”在企业的物质和组织资本中，存续企业也能通过“干中学”而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且只有在改革开始以后成立的企业才显现出显著的日益上升的代际优势；（2）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代际和年龄优势并没有相应反映在外资企业上，外资企业的代际优势几乎没有，正年龄效应在第6年后也几乎消失；（3）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低，但在1988年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代际优势，表现出了明显的“追赶”效应。

法律起源与外资进入模式:来自中国的经验

法律制度、法律起源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日益被经济学家所认识。但是,法律起源对于外资进入模式的影响,迄今还没有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外资企业数据,结合进入模式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法律起源对外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来源于相同法律起源的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于采用独资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中也愿意持有更多的股份。进一步的考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不同法律起源国家的投资者在进入模式上的选择差异有所减弱,这表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进行,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时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企业与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知识产权侵权程度对企业的研发确实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且负面影响并不能够通过事后查处的方式得到完全消除。除此之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对于不同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更大;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的企业创新投入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更大。本文的发现表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应仅局限于对事后侵权行为的惩罚,还应包括对潜在侵权行为的事前防范,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