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及其社会后果——基于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的分析

过去30年来,中国乡村基础教育发展迅猛,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状况及其负面效应,始终是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瓶颈,极大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本文主要基于国家教育统计数据,比较了2003年和2013年中国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发展及其差异状况,重点分析了这种差异状况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城乡利益的失衡格局,其负面效应的破解亟待整个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

教育公平向何处去?——基于教育资源供给三阶段的思考

作为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教育公平与否的实质取决于其资源供应由谁主导。国家、市场、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教育的最重要支持系统以及最主要的供给者,纵观中国的教育资源供给,先后经历了"国家独揽"、"市场主导"以及"国家+市场+家庭三方共同提供"三个阶段,由此,教育的公平程度也相应经历了"低水平的公平"、"教育不平等增加"、"不平等再生产"三个阶段。教育公平应打破原有研究中对教育公平以及实现路径的一般理解,从更宏大的层面上来改善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环境。

应对不确定性: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数字劳动过程

数字平台企业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内核和发生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劳资双方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长。以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数字劳动过程为分析对象,发现互联网“大厂”与实习生共同存在的减少不确定性动机是制造“同意”的前提。面对外生和内在的不确定性,平台企业以“大厂化”和“主体赋权”作为组织控制的有效策略,实习生则借助实习“经纪人”、网络社群参与及组织化动员、文化层面的自我价值化等主体性实践方式来应对身份与劳动的不确定性。劳资双方应对不确定性的实践行动中产生的交互价值对平台治理乃至社会治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生活的困境与出路

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他们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其精神文化生活也因此出现了种种困境。对1312名青年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表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存在对精神文化产品利用有限,精神文化活动内容单一,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低等问题。因此,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生活的地位非常重要。

社会网络视角下社交平台社群的互动仪式链研究——以粉丝社群为例

随着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Web 2.0快速发展,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在网络空间人际互动的解释力和应用性受到较大挑战。本文以粉丝社群为例,结合社会网络视角,从结构与情感的维度梳理了社交平台社群互动的三种类型。在与线下社群互动的比较中厘清社交平台社群互动仪式链的特点,对在网络场域中应用的柯林斯的理论模型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社交平台社群的互动仪式链模型,对我国当前的新生代网民治理、网络舆情管理、互联网平台治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把不确定性当作文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日常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不确定性的文化分析框架包含“不确定性文化脚本—不确定性体验和行为实践—不确定性再生产”三方面的内容。沿着“文化脚本—行为实践—文化再生产”的路径,以巨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字节跳动为案例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不回避不确定性,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员工层面都内化了对于不确定性的认知,企业讲着“拥抱不确定性是最优解”的故事,甚至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治理术:一方面以不确定性为鞭,收获员工“野蛮生长”创造的超预期价值;另一方面以不确定性为由,在雇佣关系中以弹性灵活取代了责任承诺,同时也消解了员工不满。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惯习,成就了“互联网人”工作不安全感的潜在认知,也塑造了他们跨边界的职业实践,以及结构化的“工作与生活失衡”。不确定性构成了企业及其员工共同认同的文化规范,指导着其日常生活实践,这种文化也随着“互联网人”特殊的职业体验、频繁的职业流动,以及行业的拓展、数字产业的跨国化和金融化得以不断再生产。

社会情境视角下的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研究

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而社会情境理论则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体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认知的紧张程度与价值观念的偏离,对城市贫困群体不恰当社会行为(集体行动)的发生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治理,不仅要立足于绝对的物质贫困问题的解决,更要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社会情境的改变,实现相对贫困的治理。

日常生活感受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全国范围内3721份调研数据

为探究日常生活感受对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本文基于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数据,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农业政策的满意程度会降低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周边城市市民的友好程度能够有效提升市民化意愿;对生活现状满意度越高的群体其市民化意愿越高。本研究的发现为未来市民化工作重心的转变提供了参考,即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日常生活感受,从而构建一种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市民化。

虚拟劳工社群:动力基础、潜在风险与治理路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正在消解并重构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虚拟劳工社群是互联网时代劳动者组织化的新形态,其形成的动力来自团结互助、情感倾诉、身份认同三大需要。虚拟劳工社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劳动者应对不稳定性、释放工作压力和寻求集体归属感,但从实际运作来看,也可能会带来权力过载、群体极化、灰色运作等潜在风险。针对虚拟劳工社群的治理应当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技术治理思维向整体治理思维转变,从单一治理体系向多元治理体系转变,从管理控制策略向行政吸纳策略转变,确保虚拟劳工社群的稳定有序,促进虚拟劳工社群积极影响的有效发挥。

驯化抑或互构——社交平台“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

算法的实践性包含算法的“物质—能动性”、算法关联行动者的使用文化和算法实践的后果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可以发现,推荐算法具有数据依赖性、平台化和个性化特征,差异化的推荐列表展现的算法能动性,勾勒出以算法主导的内容可见性管理逻辑。“数字灵工”通过多元的算法知识来源和跨平台的媒介使用,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算法感受和行动策略,揭示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逻辑。算法实践带来的主体不确定性后果及其对算法建构的影响,体现了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算法实践的“互构性”为迈向算法的多维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虚拟劳工社群:动力基础、潜在风险与治理路径

虚拟劳工社群是互联网时代劳动者组织化的新形态,其形成的动力来自团结互助、情感倾诉、身份认同三大需要。虚拟劳工社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劳动者应对不稳定性、释放工作压力和寻求集体归属感,但从实际运作来看,也可能会带来权力过载、群体极化、灰色运作等潜在风险。

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当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城市并不必然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幸福。为此,本研究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整体上高于乡村居民,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推动城市住房政策改革、进一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市民化模式以及推行更为健全的劳动政策。

教育资源供给视阈下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心的热点,其实质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而非最终结果的差异。教育资源分配在社会成员中差异的关键在于教育的提供者,不同的教育提供者及相互之间的联结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教育资源提供路径不同,由此导致教育资源可得性不均匀地分布在个体社会成员之间,从而产生教育不公平的结果。因此,教育公平问题不仅要关注教育消费者身份的不同,即系统内部不均的结果,更要关注教育系统的外部关系,即教育提供者的特征。

数字时代社交平台社群组织化中的关系逻辑及其再生产——基于两个劳工社群案例的比较研究

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社会的社交机制,重塑了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逻辑。本文基于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理论和“嵌入性”理论,厘清了关系强度概念,构建了“关系强度—平台社群—关系再生产—关系效用”作用链条,提出了“平台的关系再生产”理论框架,以两个社交平台劳工社群组织作为比较案例,阐释平台的能动性是关系再生产的动因,可以产生差异的关系氛围及其效应。社交平台社群的二重性提供了平台协同治理的借鉴方式,也潜藏着亟需重视的治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