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矫治教育的权利保障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展开

收容教养无论是实体层面的行为干预重惩轻教、处遇措施矫治缺位,还是程序层面的运行逻辑非司法化,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其权利保障功能孱弱,进而导致司法处遇效果不佳。《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专门矫治教育"取代"收容教养",作为针对触法未成年人的新型保护处分措施。为避免重蹈覆辙,专门矫治教育应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之价值取向、以促进触法未成年人顺利复归社会为根本目标,将核心功能定位为保障触法未成年人权利。在此基础上,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设计也应以保障触法未成年人权利为中心展开,警惕重惩主义,兼顾福利保护、责任追究与损害修复三重机能,秉持"精准矫治、开放矫治、公正矫治"三位一体的处遇思路,形塑科学化、社会化、司法化的专门矫治教育运行机制。

比较法视野下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思考

考察主要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执行和解制度设计与实践会发现,其在定位、适用范围、司法机关介入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文章通过对中外执行和解制度的比较分析,认为我国需要提高执行和解制度的重视,明确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和解中的定位,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论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背景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就执行根据达成的协议,具有不同于一般和解协议的兼具公私法属性的独特价值。执行和解原有制度构架存在和解协议性质不明、司法机关定位不明、救济途径单一等问题。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针对原有问题进行了积极改造,肯定了和解协议在救济中的首要地位,区分了执行和解与执行外和解,并对整个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进行了全面精细地构建。文章认为,其在适用范围、救济途径与法院职能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