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苦谛的慧悟与反抗——周作人“苦质情结”的佛学底蕴

本文之所谓周作人的'苦质情结',是指他往往偏于从悲苦、绝望一面去体悟人生、解释世界的一种气质特征.文章提出,周作人这一气质特征之形成,与佛学苦谛所体现的生命本体观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这一总命题下,文章分别论述了周作人之抗争残虐无道与'佛性说'、历史循环观念与'业力轮回说'、挑战虚空与佛学坚苦卓绝的愍世情怀间的内在因缘,从而具体析离出周作人苦质情结中的佛学底蕴.

古越文化精神研究

该文之所谓古越文化,指越部族形成至越国灭于楚这一历史阶段越地的文化形态.文章开端依据文化发生学理论,论述了古代越地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特点,揭示古越文化精神个性发生的原始背景.文章主体概括出古越文化精神三个主要表现,即好斗而轻死的蛮风,理性务实的精神,开拓而又保守的矛盾性,逐一具体加以阐发,并兼而略述其在后世的播延、流变.

越地环境与越文化复杂内涵之生成

文章依据文化发生学关于地域文化最初特征取决于其生存环境的理论,就越地理环境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背山而面海的地理格局,环境险恶而孤悬海隅的地理位置,南山陵北水泽两大区块构成的地貌特征,论述了越文化复杂内涵生成的原始基因:大陆心态与海洋心态交织而成的开拓而保守的性格矛盾,务实理性与空灵超脱共存而成的对立文化质素的互容,厚重朴鲁与明慧文巧相兼而成的刚烈之性与柔婉之气的融化相生;文章并特别就其两种文化品格对立共存中何者为主导问题作了分析。

传统叙事手法的创造性借鉴－－《呐喊》《彷徨》叙事谋略浅论

<呐喊><彷徨>叙事谋略深受传统文学的影响,而又将其完全化进富于艺术个性的独立创造之中.鲁迅小说的浓烈诗情吸取了唐代传奇的滋养;鲁迅小说的复调结构受到明清小说的启发:但都已大不同于唐传奇与明清小说.受晚清新小说的启迪,鲁迅探讨了作家主体进入作品的形式,创造了讲演式、辩论式等多种叙事体式,在作品中展开心灵的呼告或灵魂的自我对话,强化了'灵魂的深'的开掘,远远超越了新小说作家自我化身人物仅仅为宣扬政见的粗糙格局.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论周作人的故乡情缘

周作人一生充满矛盾,于故乡矛盾的态度即其一例.该文从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存在永相矛盾的两面,即回归自我、实现精神自由无拘的向往与投身社会、参与现实变革的渴望这一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周作人笔下的故乡其实存在着两个具有不同思想内涵与不同审美结构的故乡,即梦幻故乡与现实故乡.它们分别反映着周作人作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一个方面.由此深入分析,该文的结论是周作人于故乡的态度并无矛盾.这一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周作人身上的其他矛盾.

古越精神与周作人文化性格

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周作人硬气、沉实的精神个性与古越先民强悍好斗的野性、句践兴国雪耻而惨淡经营的稳实作风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围绕周作人的“故乡泛化意识”,探讨了越初民敢于轻舟泛海的海洋心态于其“世界民”意识形成、古越怀疑而非盲从的理性思维方式于其破除传统故乡意识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梳理周作人散文平淡而又无法平淡的风格与古越精神中任适自然、追求事功两种对立文化质素并存兼容间的某种内在因缘。

清醒、理性：越文化研究的必要态度

诗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在我们致力于越文化研究课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这就是作为越人苗裔,或虽是外籍而作为绍兴本地高校的教师,如何避免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过于切近的情感关系而陷入对它的盲目情绪之中.

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件》

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是4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1946年关押于南宋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补天》试论

《补天》最初收入《呐喊》,成为集子中的最后一篇。后来因不满于成仿吾对《呐喊》的批评,为了“回敬”,作者于一九三○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的时候,把它从集子中抽出,于一九三五年编进《故事新编》,作为该集的首篇。从此,人们往往只是把《补天》作为《故事新编》的系列之一来加以考察,而较少注意置于《呐喊》

论周作人对料学理性的追求

论周作人对料学理性的追求顾琅川作为新文化先驱、五四文坛重镇，周作人于科学理性追求的热忱与执著，是世所公认的。他自称“爱智者”，取号“知堂”，奉西哲“认识自己”为格言，终生以求真知、疾虚妄为自己的使命，其学识之宽博，学理之通贯，罕有可与比肩者。郁达夫早...

论周作人理性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理性主义是五四文化先驱者跟封建文化、宗教神学较量的锐利武器。“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正是凭依着民主与科学之两轮，中华民族终于开启了向现代化推进的艰难历程。作为文化先驱者之一的周作人，他的理性主义在五四时期曾是刃棱闪烁，而五四退潮后却逐渐锋芒销磨。探析周作人的理性主义从形成、发展，直到成熟、老化的变迁过程，正可从一个侧面看到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周作人思想、心态的某些待征。一、从童少年起直到十七岁就读南京，是周作人的理性精神以伴随、交织着青春期感伤色彩为基本特征的朴素理性阶段。这是周作人理性主义胎孕成育、奠定基础的时期。青少年时代的周作人在自己的人生哲学中，并非清醒，更非自觉，

为别─世界的人们立传写照──论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

开拓流浪汉题材，为中国文坛提供了众多神采卓异的流流汉形象，是艾芜创作的独特贡献。致力于开挖这些人物身上比普通人远为复杂的人性内涵，是艾芜南行篇什的根本主旨。本文以此为重点，探讨了作品对人物所作的深刻剖析，以及所表现的复杂态度。另外，文章认为，艾芜的南行篇什还具有犷放与悲怆两种旋律的交迭萦回以及鲜明的理性色彩等特征，并就这两个特征的具体体现及其形成原因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从“生”“死”问题看周作人的情理世界

一周作人的情理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多变的世界。情理矛盾，构成周作人思想倾向的基本矛盾之一。这种矛盾冲突，虽非波澜迭起、峰峦陡转，却往往持久，深沉，难解难分。1921年6月，他养病北京西山碧云寺，也许处在病体奄然的特殊心境之中，面对寺院内阵阵飞动的小生命苍蝇，该打与否，一时竟拿不定主意──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却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了。

论周作人的“人学”理论

【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人的文学》开其端,《平民文学》继其后,又经过《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的充实和发挥,周作人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生物进化论为哲学基础,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根本的出发点与依归,以新村运动为行动路线和变革途径,提出了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重塑并致人类于大同之域的社会改革方案。尽管这是一个小心翼翼地把思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但在当时,正如周作人自己所称,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它第一次越过民族,国家的层面,而进入对于“人”自身的思考,成为西方“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

【正】 把周作人与公安三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人们立即会想到30年代左翼文坛对闲适小品的批判。诚然,那时与林语堂南北呼应的周作人,悠然啜茗于苦雨斋中,将袁中郎的散文小品推为性灵文学的杰作,悬之为范式,以摩挲古玩、超然物外的游戏态度,创制他的草木虫鱼篇什,“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在迫拶日深、民无死所的黑暗年代,起了很为恶劣的影响,左翼文艺家对之加以批判,正是理所当然,完全必要。然而公安派之于周作人,关系并非如此单一。20年代末以后。

文化反思与功利追求冲撞下的嬗变起落——关于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几点思考

【正】 一对于现代文学来说,也许,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世界人文思潮,中国社会现实,历史文化心理,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命”。现代文学史的30年间,尽管时代动荡,流派纷呈,农民形象塑造各具特色,并在历史的驱动下不断有所发展变化,但其总体特征以及基本走向,已被社会的现实环境、文化环境这只“命运之手”早早地铸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