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旅:高等教育管理学中的人性预设推演

"人性假设"是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不可回避的理论逻辑前提。管理学与教育学分别极端地反映了人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终极诉求,因此尽管各自有诸多的人性假设,但最终却可以概括性地归纳为"效益人"和"圣贤人"假设。高等教育管理学脱胎于管理学与教育学,其人性假设因其总是处于"效益人"和"圣贤人"的两难困境之中,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摇摆徘徊,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管理的异化,也阻碍了学科自身的发展。高等教育管理目标及其主客体的特殊性说明管理学与教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再适用,只有在"主体间性"的指引下导入"沟通理性"才有可能使高等教育管理走出尴尬处境,而"沟通理性"基础之上的人性预设必然也只能是"自由人"。

社会行动(者)视域下学术编辑的理想类型反思——基于帕森斯模式变量框架的分析

编辑是一种社会行动(者),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学术编辑具有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相统一、知识的传播性与生产性相统一的特性。根据帕森斯模式变量框架的分析,学术编辑的行动取向可以划分为"以人为本"与"以文为本"两种"理想类型"。现实中的学术编辑实践大都处于两种理想类型的中间地带。真正理想的学术编辑应以是否有利于科学的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为衡量标准。学术编辑可以充分发挥沟通理性,在与作者、读者、同行、文本等的互动交流中寻求合理合适的编辑策略与机制,通过不断的交往实践完成知识传播与生产的使命。

“行动者”的缺席: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理路的反思

公民社会是西方经验反复印证了的规避"国家主义"风险的有效公共领域,其卓越的实践功能自然地吸引了以探寻社会良性运行为旨趣的大批中国学者的关注。在认定公民社会是个"好东西"的价值预设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了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诸多研究。但由于在概念理解中隐没了"公民"的存在,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必需"的问题上遗忘了其对中国公民主体性觉醒的意义所在,致使在解答"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时,只能单纯围绕"自上而下的建构"还是"自下而上的演进"进行学理性的剖析,却无法在具体实践中给以足够有力的指导。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过程中"行动者"的缺席,即缺乏对"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的凝视与关切。引入"公民行动者"的分析范畴,就是以对公民社会构成主体"行动"的关切冲破"国家——社会"固化分析框架的藩篱,并以行动后果可能存在的意外性和偶然性修正有关公民社会的乌托邦预设,同时通过对中国人和西方人行动逻辑的比较检视公民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从而对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答。

论孔门弟子学习的多样化

后人对孔子私学的研究多强调其"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常常忽略了孔门弟子"因材施学"所表现出来的学习主动性、多样性。这是非常遗憾的。颜渊的盲从性学习、子路的教条性学习、子贡的实用性学习、子夏的研究性学习等,都各具特色。孔门弟子的学习多样性既是对当时不同社会需求的适应,也是根据自身的禀性与志趣做出的自主选择。孔门弟子这种多样化的"因材施学",一方面造就了各自的学有所长和学有所成,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儒学在继承中能得以不断发展与创新。这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颇值得处于多元化社会的当代大学生们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