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新见隋朝墓志》文字校理

《陕西新见隋朝墓志》(刘文编著,三秦出版社2018年版)是继《隋代墓志铭汇考》之后又一隋代墓志集录成果,该书辑录陕西关中地区2000年以后新发现的隋代墓志共58方(其中8方墓志志主葬于唐代,当属唐志),主要出土于陕西长安高阳原、少陵原两地,这批墓志卒葬时间明确,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资更细微地探讨隋朝社会状况、婚姻家庭、士族门阀、丧葬礼俗、宗教思想、人才流动、互市贸易、文化艺术等各方面……亦有利于探究时空变换与历史发展的动态”,该书在提供录文的同时,附有高清拓片,方便学者对照研究,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使用便捷的隋代墓志宝贵资料,具有弥补隋代传世文献不足、补正隋史疏误之作用,是研究隋代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南京出土墓志对《汉语大词典》例证之补益

随着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墓志的语言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汉语大词典》编纂之初,就运用了不少墓志材料。近年来,新出墓志整理成果丰硕,它对大型辞书的编纂与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南京》收录解放后入藏南京市博物馆的出土墓志305方,这些墓志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可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与修订提供丰富且真实的语料。论文以《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南京》为语料,对《汉语大词典》12条例证方面的疏漏与不足提出了补正意见,以期有助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汉语词汇史研究。

苏州出土墓志词语释证

出土墓志文献历史文化价值颇丰,近年来愈发地受到学界重视,其"同时资料"的属性亦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收录了诸多名门家族墓志,对研究苏州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历代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大有裨益。以《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为语料,研究苏州出土墓志词语,校正释文疏误,同时对《汉语大词典》相关条目提出补正意见,以期完善出土墓志文献释读工作,并有助于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与修订。

石刻文献编辑过程中文字处理的思考

我国石刻文献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价值。秦汉以降,石刻铭文种类愈发繁多,诸如碑碣、石阙、摩崖、墓志、表铭、奏赞、文告、契券、经幢、造像题记等材料数不胜数,令人叹为观止。石刻文献编辑过程中,繁简字、古今字、异体字、俗字、通假字、避讳字、同形字、类化字等文字问题复杂多变,这些石刻用字的处理不仅是石刻文献编辑出版工作的难点,也极大地影响着石刻文献编辑质量。目前学界对石刻用字处理标准不一,相关研究有待深入。我们以《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为例,对石刻文献文字编辑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在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环境下,纸质媒体行业遭到多重冲击,学术期刊版权保护成为难题,传播优势更不复存在,媒体融合成为其主流转型方式。无纸化办公、快速出版、开放期刊等技术开始更多地被运用到学术期刊相关工作中来。然而,国内学术期刊由于自身"小、散、弱"的发展状态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反而陷入了诸如数字出版形式化、数据库垄断等新困境,数字化转型依旧困难重重。面对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必然趋势与发展现状的同时,从学术期刊定位、编缉部优化、政策支持等角度提出相关对策。

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新路径——从“群众办报”到“人民传播”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理念,"群众办报"已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然而,近年来各类网络新媒体层出不穷,在占据当今媒介生态位一席之地的同时,亦愈发显现出了群众群体的非理性特点。此外,国家日益重视新闻舆论工作的创新与网络环境中主旋律的弘扬,强调坚持新闻事业的人民性。聚焦人民性要求,结合群体传播等概念,对"群众办报"提出了更适应于网络时代的创新转变。

《游仙窟》被动式探略

《游仙窟》的创作正处于汉语白话的发展期,它兼具俚俗与典雅的双重特色,为唐传奇的发展勾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研究唐代口语及整个汉语发展史的重要语料,《游仙窟》的文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不容小觑。综合运用汉语语法的相关理论,对《游仙窟》中的被动式进行全面统计与分类,进而研究被动式从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的发展情况,以期对汉语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从金代石刻文献看《汉语大词典》例证之疏失

《汉语大词典》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语文辞典,但由于编纂之时诸多条件限制,未能充分利用历代碑刻文献及新见出土语言材料,难免有所疏漏。聚焦金代石刻文献词汇,以《全金石刻文辑校》为研究语料,从辞典编纂角度对《汉语大词典》例证方面的不足提出商榷意见,以期完善《汉语大词典》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