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段趣闻

17世纪50年代末，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曾派遣3个“宗座代牧”来华；其中2人未能来，另1人死于途中。此事，有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的教会史书无片言只字提及。从徐宗泽写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罗光主编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和一本名为《北京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的外文书中所提供的一些材料，则可知道一个大概情况。

乾隆朝北京传教士之间的一场争吵

乾隆朝北京有着南堂、东堂、北堂和西堂4所天主堂。居住在南堂、东堂的是葡萄牙系统的传教士，北堂是法国系统的传教士，西堂则是罗马教廷传信部系统的传教士。他们分别以有历法、绘画、外语、机械等专长而供职朝廷，其中有的颇得乾隆皇帝的欢心。

北京主教赵若望打道回国前后

1690年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建立的北京教区主教的任命权一直掌握在葡萄牙国王手里。1838年第七个由葡任命的北京主教毕学源去世后，葡于1841年2月25日任命了赵若望为北京主教。但那时，清政府已改变使用“西洋人”在钦天监任职的政策，因此北京已没有一个可合法居留的传教士。这第八个葡任命的北京主教，人不在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孟振生写的三封信及其他

从一本关于北京天主教史的法文专著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军司令孟斗班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北京宗座代牧区首任主教孟振生写的鲜为人知的三封信、一字据和一则记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5月攻陷大沽炮台后，直扑天津；6月，清政府与英、法分别订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1859年前来与清政府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达上海后，曾打算带孟振生一起去北京。孟振生在这年8月15日给罗马教廷传信部写信，报告了这件事。他在信中说：“法国公使阁下邀请我到上海，以便乘交换《中法条约)批准书之机，带我一同去北京。我遂中断了正在进行中的主教巡视活动，长途跋涉。赖天主保佑，避开了许多危险，在公使出发去天津的前夕，到达上海。”又说：“公使的意思是。

19世纪传教士到过西藏

19世纪40年代曾有两个传教士到过西藏，但坐席未暖即被逐出。此事，教会中文史书上鲜有提及，有的外文史书则言之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