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道体本无思想

老子自然本体论之道的主要特征是“无”，是存在的不确定，是玄奥和不可知，不能从知识论角度去理解。它表明自然本体之境与人的现实境域相隔离。近作为最高准则，超越人的认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指明人的存在的局限性，并以此超越的无限，启示人的文化自新之路。

不言与言: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

《墨子》中记录了儒者公孟、吴虑对墨学最早的批评,认为墨家不应到处"言"说,墨子对此提出自己的辩护。从文献可知,早期儒家多有持"不言"风格者。公孟、吴虑的批评,代表了儒家某种共同意向。"不言"态度源于孔子本人,与早期儒家的政治学原则有关。墨子多"言",则是因为确立了与儒家不同的政治学原则。早期儒、墨"不言"与"言"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政治观念的冲突。孟子学兴起,以"仁爱"批评墨家"兼爱",取代以往批评墨家多"言",标志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

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析《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

《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是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流意见一直认为在这对关系中仁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意见始终忽略一个起点处的问题,孔子为什么无条件地相信礼应该是人生的引导规范?本文由追踪这个起点问题入手,一步步探讨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观念运动——礼如何取代神成为精神支柱,这种取代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如何继承这个观念运动并加以改造。以此思想史背景的梳理为依据,本文指出礼与仁之间一种特别的双向关系。

原始儒学中礼观念神圣性价値的起源——从郝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说起

多数学者相信,天是儒学的神圣性价值之源。郝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一书提出一个独特观点,《论语》中孔子并不重视天,却特别重视礼,礼具有神圣价値。本文同意芬格莱特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论语》中礼观念的神圣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这个历史情境与春秋中后期贵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夷狄入侵的压力有关。

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

学术界对西周初年文献中的“夏”字一直有不同的理解。本文考释《尚书》、《诗经》诸文献 ,认为“夏”意指王族身份。“夏”概念表明周初人意识到有一个超越具体王国之上的王族圈子存在 ,这种王族圈意识与周初天授王权的宗教观是相互关联的。周初“夏”概念还不能代表华夏观念 ,但它标志华夏融合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从《太一生水》看先秦自然道论的分流

郭店竹简中《太一生水》一文的重要性可以从两层意义看 ,第一 ,它是迄今为止所见先秦文献中最长一篇描述宇宙生成的文字 ,它的内容使先秦宇宙论思想大为深化 ;第二 ,相对于自然道论的玄奥性 ,它是近于“纯粹”的自然知识理论。本文主要从第二层意义分析《太一生水》 ,由此入手 ,对先秦自然道论中玄奥性和知识性理论的分流作了一个初步梳理 ,提示了一种理解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新框架。

周初“夏”观念与王族文化圈意识

西周初年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夏"名,夏名的来历至今不详,可能非夏王国本名,是夏以后的人以汉字拟音。周初称周邦为夏,是以夏为所有王国的荣誉性共名。此种共名用法,以周初形成的三代类同关系意识为基础。周初的宗教观,以公共性的神"天"取代殷人特殊主义的神"帝",也以三代王国类同意识为基础。周初产生公共性天神信仰的主因,是周人继承商代礼仪从而形成特别的商周关系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代王国类同意识,也即王族文化圈意识。周初的宗教信仰以王族文化圈意识为基础,这一事实可以支持夏为荣誉性共名的判断,也使我们把周初宗教观念变革放到华夏族群漫长演进过程之中考察,重新理解这一观念变革的思想史意义。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礼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西周初年草创周代礼制,礼制到西周中期逐渐系统化,在此过程中,礼观念一直没有形成。礼观念形成是在春秋霸政时代,形成原因主要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结构变化,诸侯国之间由宗法关系转向诸夏共同体关系,这一变化导致古代宗教信仰崩溃,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兴起。

论庄子思想中“道”与“行”的关系

庄子主张道不可知、不可言，而且不可行，因为道是自然境界，人不能以刻意的方式进于自然境界。但是另一方面，道又是可“行”的。合于自然境界的行为，是以朴实无我的方式去行事，包括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物关系。庄子道论不只是抽象的“境界”，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道与行的问题，和道与知、言的问题一样，都是这种新交往关系的一部分。

论庄子的人生痛苦意识

庄子认为人生痛苦无从解脱：第一，个人遭到伤害总是无缘无故又不可抗拒的；第二，人生的孤弱无助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的黑暗恐怖，而且表现在自然生命本身的脆弱；第三，人生脆弱与苦难的根源找不到，这根源存在于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本身。庄子这种人生痛苦的意识深刻影响了其游世主义思想与道论。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从史学角度看春秋时期人文思想中的“超越性”

国外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近三十年来正在发生一场变化。1915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中国的宗教》，判定中国的儒教与道教注重现世政治社会问题，缺乏超越的神圣性的价值关怀。此后，此种看法一直支配国外汉学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赫伯特·芬格里特发表关于孔子思想中“神圣性”特征的著作以来，一种新的看法正愈来愈引起重视，

王国礼仪公共性的扩展——简论古代华夏族群的形成途径

古代华夏融合由夏商周三代王国政治推动完成,这一点已为学界公认。但华夏融合的具体途径是什么,仍有待深入研究。三代王国皆耗费大量物资建设象征权力的王国礼仪,王国礼仪为王族独占,但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某种公共性,即由各姓族集团贵族分享,可以在前后不同王族之间传递,由之而渐成跨越姓族藩篱的文化圈,此文化圈便是春秋“诸夏”认同的基础。古代华夏融合不同于现代民族认同,后者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社会上层贵族参与的过程。

“道法自然”的意义与实践

老子是中国古代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启发了许多后人。在其影响之下,产生了一连串卓越的学说,从而形成了道家思想的传统。这一传统很复杂,内涵十分丰富,现在的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论儒家道德思想的特定取向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关于人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以至今天,这个学说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有复杂的影响,并且在许多学者看来,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深远感召力的理想主义的生活模式。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值得去做,就是从“外部”去描述孔子及其后学的人学思想的特定发展领域。有一句话很发人深省,“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真理派定的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儒家对于人的意义的思考,当然含有极有价值的成份,但如果不在一种对各种不同的人生意义思考相互参较的背景理解中把握儒家思想的特定取向,它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反而容易成为一个看上去无所不包但实际上模模糊糊的泛论,那就会得出它事实上至善至美的结论,并做出这样的假定:当我们在说孔子寻求的是“人的道德完善”时,我们从孔子学说中引出的“人”以及“道德”等等的定义,在语辞的使用和理解上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儒家文化近几年来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可能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改革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人们感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它一方面涉及社会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造.另一方面也涉及文化观念和心态习惯的根本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根基太深。这个传统曾经顽强地反复生长出同一种文化果实,因此若不能予以清算,现代化事业将十分渺茫。因为我们赖以建设现代化的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陈袭太深的古老国家。如果说几年以前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儒学文化讨论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标志,所谓儒学文化讨论,其实就是以一个具体题目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其目的显然是在反省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够份量的。 第二个原因是,一批海外汉学家,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提出儒学有再度复兴的可能。他们以二次大战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为依据,特别是以所谓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出现为依据。引用一些国内不大熟悉的新理论方法,论证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中国有生命力的种种可能。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差异?

道法自然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司马谈对此解释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辅",这一思想反映在政治学上,即主张无为而治,表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虚静无我。论文分析老子之"道"提出的背景,结合其他道家学者的看法,阐发老子这一思想。

孔子的社会理想——天下有道

引言：从《论语》看孔子社会理想 孔子的社会理想是什么，孔子一生努力，他心目中要追求的好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现在学术界看法未必一致。我觉得有一点应该先确定，我们现在来讨论孔子的社会理想，应该主要依据《论语》的资料。这样说是因为战国以后有一些文献，也提到孔子的各种说法，有些说法还很有影响。

战国西汉时代的游侠(下)

西汉时代的游侠 秦统一六国，游侠活动受到严厉压制。战国时代各国都力求全面控制社会，但力量有所不逮，民间社会的势力仍有很大活动空间。秦国传统比较独特，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形成国家强力控制社会的格局。秦地民风粗犷，文化落后，这可能是严厉的法制与耕战政策易于见效的原因。秦统一以后，把此种政策全面推向东方，焚书坑儒，以商人入市籍，迁徙东方富豪等，都属这一类举措。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儒、侠、商几种民间人物全在秦政打压之列。《史记·张耳陈馀传》记载秦灭魏国以后，闻知张耳和陈馀都是“魏之名士”，于是“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秦为什么要悬赏捕拿这两个人，他们得罪了秦吗？没有，就因为二人是有名的豪侠，就要缉捕，逼得他们隐姓埋名逃亡异乡。以此一例，可以推想当时秦打压游侠的紧迫之势。秦王朝至二世而亡，只持续了十几年，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滥用民力，贫苦百姓不堪重负，致使陈胜起义引发全面大乱；二是压制东方豪杰，使这些人没有出路，深恨秦制，一有变乱便趁势而起。陈胜起事只是导火索，真正推翻秦国势力的，是原先东方各路豪杰。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说，陈胜起事后鲁国诸儒前往投效，陈胜格局并不大，“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读书文人且因愤秦压制而反，游侠豪杰如张耳、陈馀之辈可想而知。秦国速亡也可从这一面理解：战国以来国家与民间势力的发展，交错复杂，秦政进入东方以后，试图一举以国家之力镇压住社会，其力甚猛，其势过急，结果遭遇社会力量反弹而覆亡。

战国西汉时代的游侠(上)

古代“游侠”是什么人 古代史书曾经记录一种“游侠”。《史记》和《汉书》都有游侠的传记。这些游侠是什么人呢？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武侠小说中写的侠。但二者是不一样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一种文学的想象．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不是说没有那样武功高强的人物，关键问题在于．现代武侠小说中的武林人物往往自成一个社会，不受皇权官府的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