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奥运与北京流动人口犯罪的刑事政策

人文奥运的北京 ,在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方面 ,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给予流动人口应有的尊重 ,将“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紧密结合 ,开展犯罪预测 ,建立犯罪预警机制。

奥运法治安全与犯罪预警机制的构筑

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呼吁通过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严格管理、规范行政执法、在执法中给予人性关爱、重视制裁小腐败、消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断带等方面,求得社会矛盾解决在尚未激化为犯罪的阶段,以期减少犯罪的发生。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恐怖主义犯罪预警和流动人口犯罪预警的基本架构。

美国社区矫正的成功典范——迪兰西街矫正中心

北京正在进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试点建设。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迪兰西街矫正中心在30余年的发展中,将数以千计的重罪假释犯、吸毒犯罪者、被社会抛弃的流浪汉等改造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新人,成为美国社区矫正的成功典范,其经验值得借鉴。

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

在我国 ,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在于对结果犯与危险犯的抉择。目前立法对污染环境的犯罪采用结果犯 ,处罚不力 ;将其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 ,应提上立法日程。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不同认识 ,表明补充修订该条款具有必要性。单位环境犯罪方面存在的实务问题是大小单位处罚上不平等 ,以及混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针对之 ,本文提出相应对策。

论中国累犯刑事政策的重构

加重处罚累犯,在很多国家的刑法典中都有明确规定。在中国,累犯较高的犯罪比率和残忍的犯罪手段,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中国的刑事政策中直接针对累犯的对策很少,刑法的规定也不能有效应对累犯的犯罪态势,建议加大处罚累犯的力度。

城乡结合部犯罪问题治理方略——以北京奥运安全为视角

城乡结合部犯罪治理问题,是对大都市的挑战。问题不仅在于这一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庞大,聚居者具有复杂性,区域面积具有动态性,而且在于区域内各项管理松弛,尤其是出租房屋管理严重失控,从而使社会治安失去最有力的控制阵地。故此应有针对性地制定城乡结合部振兴计划并尽早构筑犯罪预警机制。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提升途径初探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化,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就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而言,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矛盾化解过分依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补位乏力等问题。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之法治化提升,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拓展化解途径、推广在线解决争议方式。

问题与路径:中国社区矫正前瞻

社区矫正被称为刑事执行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但中国固有的刑罚制度,使创新性的社区矫正,发展起来后劲不足。有鉴于此,论文对社区矫正与社区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社区矫正对象仅限于具有本地户籍犯罪人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认为社区矫正内容迫切需要充实与革新。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保护法益,是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一般而言,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未杀害的行为与非法猎捕后杀害的行为在法益侵害程度上有别;非法猎捕、杀害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与非法猎捕、杀害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法益侵害程度上亦有别;对于所捕杀的野生动物是否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若被告人提出无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之抗辩,应予司法评判。此乃责任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加拿大社区矫正介评

为了减少迅速增长的监狱人口数量,加拿大在刑事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广泛实施各种切实可行的拘禁替代性措施,处于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数明显超过监禁人数,其社区矫正工作已取得法律、经济、社会三重实效。在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与加拿大的经验,坚定不移地将这一既有益于犯罪人重返社会、树立生活信心,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区矫正工作做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刑事政策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我国社会从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可喜发展历程,也是从极端压制性的权力刑事政策发展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并重的权利刑事政策的伟大历程。第一部刑法典的颁布,结束了刑事政策替代刑法的法律虚无主义时代;修订刑法典的颁布,使保障公民自由的罪刑法定成为刑事政策的藩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推出,有力纠正了片面"严打"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敢对沉疴顽疾下猛药,人权保障取得重大进步。整个社会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核心价值已形成共识,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成为刑事政策的强音。当然,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使得刑事政策的发展,永无止境。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

醉驾入刑七年,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激增。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应遵循我国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不必一律入罪,已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确认。尽管危险驾驶罪被界定为抽象危险犯,但在个案的司法认定中,醉驾人的醉驾行为是否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以及危险程度的大小,有必要予以具体判断,并遵循从构成要件符合性到违法再到责任的认定层次,同时还必须考量我国刑法独有的罪量因素。以公益劳动换取不起诉决定的尝试,或许可以开启设立社区服务令之刑种的先河。

二十年刑法修正:成就与期许——纪念1997刑法颁行20周年

20年间的刑法修正,在理性回应社会发展变化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减少死刑罪名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破坏秩序犯罪修正有余、侵犯人身犯罪修正不足、重刑结构、轻罪与重罪罪刑失衡诸现象,应引起关注。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及建议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在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及其派生矛盾。尽管这些矛盾表现出易发、多发且诉求强烈、新旧矛盾交织的特点,但通过构建协商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拓宽第三方参与渠道等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安排更有效制度的途径,大多是可以化解的。

荷兰社区服刑制度研究

荷兰的社区服刑制度在立法规定和实务操作方面,比较成熟,对正处于试点中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有可资比较和借鉴之处。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矫正制度遇到了一系列瓶颈性问题,如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会影响社区矫正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而且,新的形势对社区矫正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索、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模式,有助于解决目前影响社区矫正的问题。本文选取位列社区矫正工作最先试点区域之一、兼有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新型城镇和老旧城镇特点的北京市大兴区,作为探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路径的一个示例。

生态环境之刑法保护空间刍议

经济发展和过度开发,使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加剧,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为了生态安全,归根到底为了社会公共安全,通过法律规制生产生活行为,使其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行之有效的途径。运用刑法保护环境资源,其作用具有有限性,但依我国目前情况,刑法保护的空间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专职专业社区矫正执法官之提倡

在一定权力位阶上运行的专职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队伍是社区矫正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过去16年的实践运行解决了社区矫正“有没有”的问题,而现在则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社区矫正法(草案二审稿)》将社区矫正具体运行工作任务仍放在司法所,这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上缺乏突破,不能改变社区矫正权力位阶配置过低、社区矫正执法者专职化专业化不足等痼疾。本文建议提高社区矫正权力位阶的法律配置,建立一支兼具国家强制力和社会福利性的专职化、专业化社区矫正执法官队伍。

中国死刑三十年历程回顾

在中国,死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死刑思想和死刑制度丰富而发达。然而,对于死刑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死刑制度的变革,从没有像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这样出现如此可喜的成果。盘点中国死刑三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向前迈进的坚定步履。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法教义学认定——以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为例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属于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之必备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对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司法认定,实务所持标准比较混乱。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具有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且属于全面的评价要素。因此,需要就案件事实素材是否与此要素相符合,进行分析论述做出综合评判。将在信息网络空间散布虚假信息但对公共场所这样的现实物理空间造成严重混乱的行为认定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有助于合理限缩刑法的处罚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