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基于教学实践的四旋翼无人机设计

为了帮助高职院校学生理解无人机控制技术,提出适用于教学实践的四旋翼无人机设计的方法。对四旋翼无人机基本控制系统进行分析,并整体设计。选用STM32F103作为飞控核心芯片,设计四旋翼无人机飞控,利用校企合作企业的上位机工具箱和飞控平台,搭建测试系统。结果证明:该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四旋翼无人机基本控制原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无人机控制技术,为后续无人机维修技能提供有力的知识铺垫。

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

本文针对沈德潜生平记录中的三个事件进行考察：乾隆曾在《南邦黎献集》见到过沈德潜的诗作因而了解其诗名一事，乾隆写诗夸赞沈德潜的诗歌反映了民瘼一事，沈德潜死后因徐述夔案牵连及乾隆恨其将代笔作品收为已作一事。以上三件事情在现今针对沈德潜的描述中屡被提及，然而无论是在书籍还是网络中，对于这三件事情的描述与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都有一定的误差。本文尝试澄清这三件事情的原貌，并分析我们现今所看到的错误信息究竟是在何时、何处产生的。

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

乾隆诗体之变化——试析乾隆皇帝元旦七言律诗的写作技法

文章针对乾隆皇帝在历年元旦日所创作的一百四十七首七言律诗进行分析,其目的为阐释什么是乾隆诗作中所展现的"御制体",以及"御制体"是在什么阶段发展形成的。通过分析乾隆皇帝在不同阶段的诗歌创作中所采用的特定的写作技法,我们能够观察到乾隆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并最终确定"御制体"诗作中所具备的三个主要特征和两个次要特征。而"御制体"的形成原因以及乾隆皇帝与其身边词臣在文学创作上的相互影响也会在文章的结尾予以简单论述。

非经典文本的程式化写作:以谢榛七律送别诗为例

在近世诗歌作品中,非经典文本中屡有出现程式化写作的现象。以明代诗人谢榛的七律送别诗来说,由《送谢武选少安犒师固原因还蜀会兄葬》诗入手,可以总结出三种相对固定的写作程式,分别为诗题与诗句之间相互对应的线性逻辑,在中间两联对行旅途中时空转换的关注和代入视角的写法,以及在结尾替人抒情与假设场景的习惯。这三种写作程式暗示着谢榛在创作时有着较强的读者意识与偿还诗债的心态。

清乾隆时期的京城文学生态

乾隆时期的京城,由于皇家重视对于文学风尚的引领,御制诗文的接受范围与程度都达到了顶峰,其影响力也渗入了在京官员的别集之中。皇家的引领伴随着对于文学观念、品评标准和具体内容的相应规范。为了贯彻这些规范,皇帝不仅推举出一些"代言人",还会亲自介入科举考试以求达到更为直接的效果。身处京城的下级士人对于皇家的引领表现出了相当主动的追随姿态,同时为"盛世"与"隐逸"这两个概念提供了折中的阐释。在乾隆时期的京城,皇家权力左右了文学的发展,而各个阶层趋向"文治"的共同主动性是这一文学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

谭元春与锺惺七律创作技法的对比

本文承接《锺惺七律的创作技法》一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手段专门论述明代“竟陵派”诗人谭元春（1586—1637）七言律诗的创作手法与技巧,从字法与句法层面观察其与锺惺（1574—1625）七言律诗的异同之处,并探究其与“锺伯敬体”有所差别的原因。此外,本文也将使用文本分析的结果去验证前人对于谭元春作品的某些批评与论断。

锺惺七律的创作技法

本文以明代＂竟陵派＂诗人锺惺（1574—1625）的七言律诗作为研究的对象,注重于文本分析,试图从字法与句法层面检验锺惺诗作的创作手法与技巧,尽可能地展示＂锺伯敬体＂诗作的文字特征。此外,本文还试图采用文本分析的结果去验证前人对于锺惺作品的某些批评与论断。而另外一位＂竟陵派＂诗人谭元春（1586—1637）的七言律诗及其与锺惺七律的异同问题将会在《谭元春与锺惺七律创作技法的对比》一文中予以分析论述。

模件化的创造力:以高启的咏物律诗为例

文章借用艺术史领域“模件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以高启的咏物律诗为例,尝试将结构主义阐释角度运用于明代诗歌文本的解读。通过观察高启的五言咏物律诗,总结出十二种模件类型,讨论这些模件在律诗中出现的位置,并揭示高启五言咏物律诗的固定写作思路。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分析高启的七律组诗《梅花》,探讨其中模件的“增殖”现象与模件的组合运用方式,强调组诗所拥有的储备功能。最后,通过对比组诗与类书在实用性方面的异同,提出一个假说:对于诗人而言,组诗的现实功能等同于一部诗人自制的小型类书,而这个小型类书所储备的模件及模件组合,可以被诗人用来应对其社交创作的需要。

邏輯的七種類型:宋代近體詩的結構主義批評

一、引言(1)結構主義詩學在西方文學研究傳統中根深蒂固,然而在中國詩歌研究方面,歐美漢學界自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詩三論——詩歌的結構主義批評》之後,幾乎罕有後繼者。(2)在20世纪70年代,高、梅采用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嘗試分析唐代的詩歌語法、句法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