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春台》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征

自从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小说家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创作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长篇网络小说和长篇科幻小说愈发繁荣,传统型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如梁晓声的《人世间》、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北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王跃文的《家山》、葛亮的《燕食记》、艾伟的《镜中》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及其跨越——朱德发教授访谈

颜水生（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以下简称颜）：朱老师,您好,特别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访谈您的内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首先,我很想知道您的学术发展道路,您最早是怎么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

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在文学史研究中,为了实现先在的文学史观念,现代性问题被遮蔽了。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固有机制,中国现代性具有自己的特征。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具有融合的一面,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性的丧失使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裂隙。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提出改变了文学史写作的局面,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个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

个人主义思想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散文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产生。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孕育了现代散文的思想内容和散文理论的变革。1920年代,"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了现代散文的发展与创作特征,促进了现代散文的潮流分化。1930年代,"个人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促发了现代散文领域的论争。"个人主义"思想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到了抵制和批判,但是它却丰富了现代散文的风格和特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略论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出现了转向,很好地影响和促进了由80年代的研究范式向新的研究方式的跨越。他的文学史研究或许只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剪影,却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潮的成就、特征及有关问题。

听觉话语与“70后”小说的抒情形式

在中国当代小说接受的跨媒介影响中,音乐和戏剧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明显。小说中不仅有声音景观的直接描摹,小说中的音乐和戏剧实际上也是一种拟声写作。音乐、戏剧和声音景观都可以看作是听觉话语。小说中的听觉话语是自然与生活的外在呈现,也是人类心理与情感世界的外在化身。"70后"作家对声音有着特殊而又深刻的认识,他们在老百姓的日常声音中听到了艰辛的内容与劳苦的基调。"70后"小说通过歌曲唱词、复调形式和声音景观构筑了声音的大合唱,再现了丰富复杂的生活画面和情感世界。听觉话语使"70后"小说在体裁、结构、语音方面都呈现了抒情特征,也体现了对听觉意识形态的重视。

传奇叙事与形式的辩证法——欧阳黔森小说论

传奇是中国小说的重要传统,从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传奇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叙事方法或文体形态。古往今来,传奇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充分表现了传奇的形式辩证法,在欧阳黔森小说中,无论是革命英雄传奇还是民间英雄传奇抑或是当代世俗传奇,传奇叙事不仅综合了武侠、冒险、志怪、鬼神、荒诞等艺术形式,而且综合了江湖侠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内容。在这些意识形态追求中,国家意识无疑是欧阳黔森最为重要的创作追求。

前现代危机与现代性困惑——张浩文小说论

张浩文小说表现了深刻的现代性意识,在当代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狼祸》集中体现了前现代的危机意识,《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的困惑。

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文学史作为学术范式,无疑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样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从知识谱系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史”的西学影响大致可以区分为审美形式主义、实证历史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接受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话语类型,这些不同的话语类型也蕴含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和价值诉求,既有理想主义追求,又有民族国家立场和社会主义革命伦理,更有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这些知识谱系或话语类型都与社会发展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在特定时代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

文学史话语的历史诗学论纲

文学史编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包含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所有的文学史编撰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影响文学史编撰的语言结构、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文学史话语中存在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几种主要的阐释模式,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语传统在不同阶段或环节呈现出隐喻、换喻、转喻、提喻、讽喻等转义形式的变换。文学史家大都会表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诸如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神话体、喜剧体、浪漫体等情节编排模式在文学史话语中也都有表现。

莫言的苦难叙事

莫言的小说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所能遭受的苦难。为了充分表现苦难,莫言在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选择上独辟蹊径,以声音作为独特的叙述媒介,以映衬作为独特的叙述手法,以及对"叙述者"的灵活运用和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又吸收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技巧。莫言在苦难叙事中展现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殊关系,创造了独特的时空体小说,在完整的时空体中展示了苦难的深度和广度,艺术效果上追求对社会历史的讽喻与否定。

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论鲁迅的散文理论

鲁迅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出发思考散文,提出了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散文观点,矫正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发展中的偏差。他既认识到散文文体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又深刻地挖掘出内容或形式本身包含的矛盾因素。鲁迅散文理论是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具有战斗性和辩证性的特征。辩证态度是认识鲁迅散文理论的唯一正确态度。

论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模式及其演进

武侠小说与文学史的结合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历经多种叙述模式的演变,充分反映了文学史学的诸多理论问题。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大致有"史料考证"、"平民文学"、"旧派小说"、"雅俗互动"等叙述模式,这些叙述模式的历史演变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态度的非同一性"和"文学史重写"的历史继承性。胡适、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的非同一性表现了文学史理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文学史重写"的不断变迁体现了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存在着"超稳定结构",这种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书写实践之间的偏离,形成了文学史学的矛盾规律。

地理、历史与人性——论苏炜小说的诗学与政治

苏炜在海南生活了10年,是典型的海南知青。海南岛的生活在苏炜心中永远地扎下了根,并且在苏炜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印记。苏炜小说以地理空间呈现奇异的美学效果和广阔的意义空间,在历史的碎片中展现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观,以人性剖析统一小说的地理诗学和历史诗学,小说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政治寄寓。

从《生死疲劳》看莫言的自我超越

《生死疲劳》体现了莫言由张扬仇恨到消解仇恨、崇尚爱情的思想转变,实现了莫言对传统形式与后现代技巧结合的愿望,体现了莫言对长篇小说文体的独特建构,标志着莫言在文学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

莫言小说的创作基础是历史观。历史观不仅决定了莫言的英雄崇拜情结,而且使莫言小说的历史叙事传奇化、人物塑造英雄化。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给新时期文学注入了强者的本质。

时空的辩证与讲述中国的方法——论李敬泽的文学创作

2017年1月,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李敬泽的《咏而归》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18年10月,李敬泽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会饮记》。这三部著作既可以看作是思想随笔集,又可以看作是小说作品集。李敬泽在中国故事与异域想象、文献史料与文学虚构、历史思辨与审美幻想之间穿梭,在辩证的时空视域中既“讲故事”又“说历史”,不仅表达通过文学创作“讲述中国”的乌托邦欲望,而且呈现在世界史背景中“思考中国”的时空辩证法。李敬泽的时空视域体现了辩证法的开放性,他在探讨本质和规律时保持对经验和特殊的开放性,从而“获得一种结构性张力”、“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力量”。

启蒙主义与中国文学史的现代书写

中国文学史书写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产物。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启蒙主义追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科学启蒙使文学史书写崇尚科学精神、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文学史书写形成了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和对"科学历史"的建构,但是进化论又使文学史书写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科学历史"的建构也有可能使文学史书写陷入困境。其次,政治启蒙使文学史书写表现出明确的反封建意识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但是文学史书写演变成政治启蒙的工具以后,文学史书写有可能丧失科学性质和文学价值。最后,美学启蒙深刻影响了文学史概念界定和价值判断,奠定了美学标准在文学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美学启蒙先天的局限性又给文学史书写带来一些结构性问题,有可能使文学史书写陷入纯文学的象牙塔和形式主义迷宫。因此,文学史书写应该实现科学追求、政治意识与美学判断的统一。

关于沈启无的一篇佚文

沈启无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他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如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人对他的贡献都有过称赞之语。黄开发的《关于〈沈启无自述〉》、《沈启无——人和事》等文章揭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文人的面纱。虽然人们通过黄开发的文章可以了解到沈启无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事，但是人们对沈启无的研究还是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