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时代的独眼巨人--基于监控视角的人工智能电影视听呈现

在大数据时代,随处可见的摄像头将世界构成了一个全景敞视的监狱。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科幻电影以监视摄像头的监控视角为灵感,通过独眼、红光、广角、俯拍、数字化特效等方式构建着人工智能的独特主观视角。如果借用《奥德赛》中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形象隐喻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中的监控视角,电影中人工智能的视角可以用正反打的对话逻辑进行解读,同时基于人工智能的纯粹理性,不同电影中人工智能的行为逻辑也将得到一致性解读。

论武术在电影文化构建与传播中的功能

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奇葩之一,因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味,已成为华语电影频繁采用的创作元素。本文从民族文化传播、产业壮大、艺术创作等方面,阐释了"武术"在华语电影文化建构与传播中的功能和意义。

民俗化的张扬:论我国台湾电影的中兴之路——兼论在地文化的构建与传播

近十年来,台湾地区电影复苏复兴趋势明显,部分影片还出现了票房与评论双赢的局面。这些成就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而持续充分地采用民俗元素,显然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丰富了银幕视听色彩,凸显了台湾电影特色,从形式与内涵两方面都显著强化了影片的地域个性,而这正是台湾电影在跨区域传播和构建在地文化两方面均获成功之肯綮所在。

生产与秩序:关于“十七年”电影的“社会主义城市”想象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具体规约下,"十七年"电影首先在总体文化格局中压制与弱化了城市叙事话语,然后又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归依,通过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想象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以生产性话语为具体内容,以公共秩序为基本表征的"社会主义城市"新景观。"十七年"电影的城市叙事话语属于现代性话语之一种——只是这一城市现代性表述服务于自上而下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构想。

作为文化事业的电影——立足地方的早期中国电影事业观

一、“实业”与“事业”晚清以来,在实业救国及启蒙思想等进步观念的影响下,电影作为一种集经济效益和大众娱乐的新兴艺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工商业体系当中,成为资本运作和经济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早期中国电影却并未完全作为实业的单一路径,而是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下,出现了作为一种文化事业观念的萌芽,这种事业观规避了电影与经济之间的直接联系,强调电影的社会效用与文化价值,在以上海为电影商业中心之外的地方电影事业中得以体现。

论克拉考尔的电影救赎观

齐泽克·克拉考尔的电影著作《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复原》中“复原”一词在英语释意中蕴含着救赎的含义。本文试图从克拉考尔电影著作《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复原》入手,结合国内新近的对克拉考尔电影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克拉考尔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出发,阐释其理论中的救赎观与为何选择电影这一媒介作为救赎中介的原因;在电影作为有机生命体这一命题基础上,重新思考克拉考尔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的意义;并在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理论的对比中思考电影写实主义的救赎力量。

论“十七年”电影中的劳动话语及其建构方式

“十七年”电影通过叙事上的剥夺与归还、批评和改造、建构与否定等话语形式在银幕之上实现了劳动对个体的询唤与征召,将社会中游离的个体塑造成了光荣的劳动者。在此,劳动就不仅是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手段,而是成为人获取人之尊严,实现人之为人之本质的过程和方式。劳动本身也由此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唯一合理路径。超越了工具性价值的劳动,也在此转化为人生和世界之意义的源泉,为受众在银幕上构造了全新的劳动观和幸福生活模式。

新思路与旧问题——1990年代以来国内“样板戏电影”研究综述

自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样板戏电影”单一追求政治批判效果式的研究态度发生转向,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解读立场与方式。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从电影史学维度对其产生因素与历史地位和命运进行再回顾,其次通过细腻的文本分析来解读其艺术性与政治性间的互弈,再次是引入各种西方理论并试图借此寻求新的意义维度。然而,对“样板戏电影”的研究仍因难以深入历史现场并将其纳入中国电影史的整体视域,而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和浮表化以及缺乏动态性和过度思辨化等弊病。

论郑正秋剧评中的“春秋之义”

郑正秋投身电影事业之前,积极地参与了近代戏曲改良运动,并且在《民立画报》《民权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了清楚认识近代中国戏剧艺术形态的本土文化理路,需要重新关注郑正秋的剧评生涯,分析和把握其剧评精神。在他的剧评中的“春秋之义”不仅成为他戏剧艺术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原则和操作方法,还是他面对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社会,积极介入社会变革潮流的精神指引和价值依据,并最终以之为核心要义,形构了他以及与之类似的一批近代传统文人的文化品格。

试论明星社会责任的生成逻辑

"电影明星"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在社会中崛起使得明星研究的学术视域自然要超越对电影自身的关注,而将注意力投向社会现实领域,将"电影明星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明星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学的角度,以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概念为依托来审视明星,不仅为我们认识明星的本质提供了一个视角,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此超越文本分析和解读的研究范围,将明星研究推向更为积极的实践路向。

论影像的可见性与影像的可视化

影像的“可见”意味着对客体世界和主观内在的混沌显影,而影像的“可视”则意味着将影像中混沌多义的世界转化为可感知把握的概念,并以交互性的手段清晰地传达给受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可视化”并非排斥“可见性”,而是转换了问题的关注点,“可见性”不再是质询的中心,而是转化为“可视化”逻辑得以显露的背景和底色。影像可视化也并非是对影像“可见性”特征的排斥,而是在新的视觉文化背景下,对影像“可见性”的进一步发展。

存储真实 追寻事实:监视电影创作的艺术策略及其效果

近年来,学界对于监视电影的研究,多延续“电影与监控具有相似性”的论断,却忽视了“电影”和“监视”两个概念的差异。事实上,监视影像需要经过“转化”,即以某种方式置于电影文本中才能成为电影影像,“电影”与“监视”的差异正是监视影像进入电影艺术创作的前提。本文基于监视和电影在技术使用和行动目的上的区别,并结合具体文本,深入探究“监视”如何作为叙事主题和影像素材进入电影创作实践中。监视进入电影使得电影创作得以超越影像“真实”,达成更接近生活“事实”的表意效果。

从“丰收”到“丰收之后”:论“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幸福生活”想象

在“十七年”电影的叙事格局里,伴随着城市话语的极度弱化,乡村话语自然得到了史无前例地张扬与凸显,农村题材影片现实地承担起在银幕上建构和想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为人们描画出值得追寻的乡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鼓励并引导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正如1953年的影片《丰收》和1964年的影片《丰收之后》的片名所显示的那样,1950年代的影片着力于“物质性话语”的叙事建构,以农业大丰收作为农村幸福生活的基本表征,以物质激励或诱惑作为故事中人物的行动因。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农村现实题材影片则逐渐脱离物质性话语,向精神/信念领域跃进,通过突显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场景中的“人”的重要性,而将其行为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崇高精神品质推举为幸福感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电影放映政策研究——基于文化政策学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在曲折中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恢复与发展(1978—1992);二、衰落与沉寂(1993—1997);三、复苏与规范(1998至今)。其中,国家、市场、市民话语的变迁是农村电影放映政策调整的关键。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推进新时期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政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镜鉴意义。

批评的跨界:郑正秋的剧评与影评及其电影观的生成

学界历来对郑正秋的研究专注于其创作者身份,却忽视了他的理论批评家身份及相关批评实践。对于作为文艺批评家的郑正秋而言,他的电影批评观念与实践同样与其戏剧批评实践保持着本质关联和内在一致,也同样可以称之为一种“电影化”的戏剧批评。通过由旧戏到新剧,再到电影的跨界批评实践,郑正秋成功而有效地将这一极具本土特色的批评话语从传统戏曲界引入到新兴电影界,实现了对中国本土文艺批评话语的承续。

香港抗战题材电影述论

香港抗战电影形式多样、意义深远。在战时,它起到了号召海内外同胞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作用;在战后,它发挥了凝聚华人世界、维护祖国统一的功能。因此,香港抗战电影是中华民族殊堪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世勉力探讨、发扬光大。

论新都市电影的透明叙事

2010年以来,新都市电影的大量涌现及票房成功使其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现象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立足于新都市电影的具体文本,通过经验性的归纳与总结,分析了其在叙事上具有的透明与明晰的特征,并将其作为致使其票房成功的一个重要要素,以"透明叙事"加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