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制度探源与回归

随着古代文体溯源的深入推进,中国文体学研究出现制度转向。《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立足中国文体学的民族特色和本土定位,提出“早期文体观念”这一学术命题,对中国文体学的制度根源有先发之明。中国早期所发生的文体观念,实为文体诸功能要素之施用;因其功能要素多植根于礼仪政制,故文体与制度设置是双向互动的。作为春秋时期士大夫修养素能的“九能”说,颇能揭示制度设置与言语行为之规约策应。沿着文体学研究的制度转向,可规范相关研究的理论取径:既充分尊重中国文体自身的规定性,又关切文体诸功能要素的分合消长,努力实现文体学研究对制度的回归,以把握早期文体学发展的基本进程。

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辨义--与赵义山先生商榷

明代小说中存有大量诗词曲,有的还偶存赋作和其他文体。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现象,如何认定其文体特性,在不同学者的论著中,颇见分歧而迄无定论。真正具有标举某种学说意味的,是赵义山等学者的“寄生”说。该说缘自近世以来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学术理路,对早前西学镜照下的中国小说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寄生”说颇存疑义,其可疑之处略有四个方面:一学理不通,二效用不周,三推求过甚,四来源失据。其实,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并非单体的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和文体意义;故而,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应该悬置不用,较稳妥的做法是回归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境,尊重古代小说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并对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作出合理消解。

明清诗歌叙事传统之因变及研治策略

明清诗歌叙事传统之确立,绝非独立突兀地自成一体;而是经历长期的蓄势发展,并以元代诗歌叙事为前导。正是在因承早前的基础上,才有所拓展并现若干新变。其拓展与新变固然重要,但并非诗歌叙事之主导;主导明清时期诗歌叙事的,还是诗歌叙事传统之因承。在因承的基础上拓充,在新变的驱动下互渗,拓充与互渗,才是其主线。故明清诗歌叙事传统之因承新变,主要表征为体制拓充与功能互渗。尽管学界期待对之作定量分析,但在目前条件下暂时难以落实;针对明清诗歌叙事传统因承新变的研治策略,还应落实为定性分析、特征描述和变量追踪。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

文学制度层位论——兼述“制度与文学”命题的设立及缺陷

历经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文学制度研究已自成格局,达到一定的广度深度,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学理探索不够清通,学术定位不甚明确;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尚未确立,未能将诸层位联通为有机整体;个案的分段的研讨居多,而总体的通代的研判不足。要做稳健的文学制度研究,就需适宜到位的理论方法:首先必须尊重文学自身规定性,其次要确立文学制度层位理论,使外中内三层位既有分别,又成为联通互动之有机体。理想的文学制度研究须照应三层位,并最终要落实在文学的内在规制上:既拓充于外层文学制度,又据实于中层文学制度,终归趣于内层文学制度,臻至文学制度整体研究。具体说,未来的中国文学制度研究,应处置五对对立统一关系:受动与自生;边界与自足;作用与自性;回应与自适;变异与自化。

明初台阁体的生成及泛衍

由于洪武朝君臣关系未谐,加上各地文人群倾轧消长,缔造文治鼎盛的愿望暂时被悬置,而为西昌雅正文学生长让出空间。及至朱棣"靖难"成功,杨士奇等江右文人入阁。他们以西昌儒术的适应性,逐步获取数代皇权的信任,终至形成君臣相得的局面,并顺势推扬西昌雅正文学。因有西昌文学雅正特质的植入,明初馆阁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雍容平和的台阁体,并迅速向朝野推广泛衍。这样,西昌雅正文学便入主馆阁,而敷衍出明初文治之鼎盛。

中国古代文学制度论纲

中国古代文学制度包含外、中、内三层位,外层制度是指间接作用于文学的社会建置,中层制度是指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制度设施,内层制度是指恒常稳定的文学自身规定性。有关"制度与文学"的命题,理应纳入文学制度研究范围;再加上"文学制度"本身的研究,文学制度研究领域就有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是一体未分的,共同支撑文学制度三层位。当下开展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的总目标、总任务,是全面深入集成式地研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制度内涵,考述其本源流别、结构层次、理论构建和通变进程,描述各项制度对文学之施用以及文学对制度之策应,从本体、边界、间性和媒介来认证文学自身规定性,具体有六条路径、三个维度、五大论域和四项价值。

明初诗文的走向

元末战乱阻隔 ,形成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的格局 ,主要有吴中、浙中、江右、岭南、闽中等五个文人群落。总体上看 ,除了江右文学 ,其他地域的文学均表现出绮弱哀怨、纤细清浅的特色。明主定鼎南京 ,各地域的文人来附 ,呈现了一种群落归附的现象。朱元璋推行一系列政策 ,并亲自创制诗文 ,评古论今 ,力图革除元末文风的遗弊。最初 ,明廷对来附的文人还示以恩宠 ,随后则进行打击排抑 ,各地域的文学从此中蹶。惟江右文人如刘崧等 ,以其纯厚廉慎的素质 ,深得朱元璋的喜爱 ,在政治上表现出强有力的后劲 ,加上其典正和平的文学特质契合了明初盛国气象的需要 ,后继数帝亦对江右文人恩宠有加。君臣相契相得 ,推波助澜 ,使典正和平的文风代表了这个时代 。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李何”并称辨义

李何,是明代弘、正间两大文学人物的合称。这个称谓有特定的文学意义,且随着后人对李、何认识评价的变易,而引申出李何和同、李何分异、李何优劣以及李何甄实等话题。李何并称之后,论者又把李何与汉代的苏李、唐代的李杜等人相类比,从而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双子星现象。但与前代文学的双子星现象相比,李何并称实有不少特异之处。

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为例

东南文学生态之形成,在总体上有两大表征:一是元末明初南北文化被隔裂;二是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这不仅成为当时文坛格局的基本框架,而且影响着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走向。明初广开仕进之路,多方文士征聘入朝,实现了以群落归附明廷,因使庙堂文事次第展开。但君臣都没有想到,竟然在不数十年间,弄得各地域文学消歇,中央庙堂文学亦顿衰。由此可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实成为当代文学的主体构造;而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又构成元明易代大转变时期文学活动的主线。这是一种罕见而特异的文学形态,与盛国时期的常规文学形态不同,其主导方面不在中央庙堂,而在政化不通的地方文苑。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值得研治中国文学者重视。至于如何探研这种现象,则应有深切到位的策略:先要基于它的整体性,来对之作出整体把握;次应立足它的规定性,来对之进行动态描述;还须照应它的复杂性,来对之实施焦点透视。这样才可望在特定时空维度中,还原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

上古文学制度论

文学制度是指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形质表征,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面,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章体式、传写形式等具体内容,也就是说,文学制度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文学制度的规定性是自生的、自性的、自足的、自适的、自化的。引入文学制度观念,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文学研究,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庄子·外物》称谓“小说”正义

“小说”名义之歧误,历来发生在《庄子·外物》注解中,而近世又发生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小说”真义实为“小道”。先秦诸子论学大量使用了“小道”一词,而与“大道”形成两极对峙。如果将“小说”转释为“小道”,并将《庄子》“小说”观扩展为诸子“小道”观,就可建构诸子“小说”观同秦汉“小说家”以及后世文体小说的关联。

古代中国言·象·意结构之初形

直到晚周诸子的时代,百家争鸣,言辩盛行。在这种学风影响下,言用制度和志意内涵均有新异的变化。而与之同步,晚周用象形制也发生新变,出现一种新质的用象形态——观念具象。它有三个基本特性:(一)具象不是独立外在的实物,而以物象的寓意为条件,呈现为一种观念属性;(二)用象是自由灵便的,一方面人为因素增强,可以随意地从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并在不同物类之间建立观念联属,另一方面用象形制的自足自由程度提高;(三)观念属性的凸显,使用象形制脱落礼仪程式之媒介,而完全依赖语言这种媒质,晚周诸子用象的提示语"如"、"若"、"譬"等词,大多从口从言,显示了观念具象的言象媒介情态。就是在观念具象的融介下,言语与志意达至深度沟通,并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言·象·意结构模型。

《诗》篇创制时代的言用制度

在《诗》篇创制时期,言用制度经过了一个渐进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与殷周之际歆飨制度中的言语行为相比,《诗》篇创制时代的言语水平已有较大发展,并在诗乐演述活动中引发了最初的言语理论认知,确立了从外部来规范言语活动的慎言观;而慎言观的礼法内涵,又制约着晚周言语理论认知的价值取向。

刘崧与西江派

在元末明初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的文坛格局中，以刘崧为代表的西江派具有突出的特点，一是仁孝纯厚的道德精神；二是雅正的诗风。西江派以雅正标宗，契合了明初开国气象的需要，遂升格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范，在明初文学转移旧习、形成新风的过程中至为重要。明初的文学思想史实际上是以江右文学为主导的沿革史。

周代藏书考

周代文献的收藏与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至春秋前期，藏书机制完善，周朝的室、府与列国的正宫、礼官署、象魏行使藏书职能，文籍藏在官家，完好无损。春秋后期，官方的藏书机制遭破坏，官家所藏文献日渐散失，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幸赖史、府世职恪尽职守，其所掌管的文献犹可凭信。战国时期，官家藏书遭受严重破坏，传世文献大量流落民间，私人藏书盛行；私人著述活跃，成为私家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散失窜乱巨至，传世文献难以凭信，需疑择而用，甚至出现焚书的前兆。

《书》在周代的传播及形态

周代《书》的传播为一个源头两个中心的格局。战国时期《书》传播即缘此格局展开，源自周朝的是《墨子》、《吕氏春秋》所称引的《书》，出自晋传播中心的是仕宦阶层和《韩非子》、《庄子》所称引的《书》，出自鲁传播中心的是《管子》、《尹文子》、《慎子》、《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和《商君书》所称引的《书》。这个排列次序表明它们所反映的《书》原貌的保真程度和基本形态。

解困皇明文治及明初文学境遇

宋南渡偏安江左,文化重心移居东南。此一格局延续至元代,而蒙元文化政策不力,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因使文化重心遗落东南。这当然乖违大一统之义,实埋下元祚命短的根源。如何匡复大一统之义,如何整合士气与人心,就成极艰巨的历史使命,留待新兴的皇朝去完成。明开国之君和他的文臣们,就是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而乘着国势文运之风会,聚合到长江岸边的南京。他们初见成效,但也遭遇困境。而经由永宣三朝君臣不懈努力,敷饰皇明文治的困境终于解除。在这过程中,杨士奇表率群臣的作用最为关键,而他之所以能释放如此巨大能量,乃因于他携来的西昌另类儒学,及其所传承西昌雅正文学风范。正是由他接引此方文学的生机活力,才为陷入困境的庙堂文学带来转机。

刘知几《史通》的文病范围论

刘知几《史通》文病论的核心是史体。从时序上说,古代史文多契得史体,故少有病累;近代史文多违背史体,故每有病患。从体制上说,史体不能兼备众善,每种史体都有缺陷。其缺陷是本然的,不在文病之列;而违体出自人为,应属文病范围。从认知上说,史家因循史体,取顺于时,则能以正从时,不犯文病;反之违背史体,自我作故,则触处皆碍,必犯文病。从边界说,文之与史,既有共性,又有特性,若违背共性,则有文史之通病;若违背特性,则有史文之专病。总之,体性是内因而人为是外因,其文病论范围实由此而定。